1605年，讽刺作家、未来的主教约瑟夫·霍尔(1)初次踏上了佛兰德斯(2)的土地。他写道：“我们一路看见，不知有多少教堂遭焚毁，只剩下残灰余烬以告知路人，虔诚与仇恨曾并行于世。天啊，战争(3)的步履何等残酷！
……令我惊讶的是在教堂纷纷倒下之时，耶稣会(4)学院却遍地兴起。每一座城市都有这样的学院，或在修建中，或在运营中。是何原因？莫非对宗教的虔诚不如现世政治要紧？一如我们形容狐狸的那样，耶稣会里都是些愈挫愈强的人。
本来世上并无人像他们那样自轻自贱，也无人像他们那样遭人仇恨，更无人像他们那样被我们抵制，但不料这些邪恶的种子最终还是生根发芽了。”耶稣会的壮大，理由其实很简单，也很充分：民众需要他们。霍尔和他那一代人再清楚不过了，耶稣会的神父们视“现世政治”为首要宗旨。
他们之所以建起学校，目的只是在于加强罗马天主教会的力量以对付其敌人，即那些“自由派”以及新教徒。耶稣会希望通过教育创造出一个有知识的教友阶层，并使这一阶层愿意全心保障教廷的利益。按照切瑞蒂(5)的说法（这一说法曾让义愤填膺的米什莱(6)歇斯底里）便是：“我们将婴儿的四肢包裹在摇篮中，是为了塑造他们健全的形体；如此说来，人从幼时开始，就有必要约束他的意志，以保证其一生顺从、幸福并且健康。
”只是，耶稣会想要控制民众的动机虽然足够强烈，但他们布道的手段却未免太过柔弱了。耶稣会培养出的优秀学生，虽然其意志受到了种种束缚，但最终还是逃离了学校，成为了自由的思想者，甚至有些人像让·拉巴底(7)一样，转身成为了新教徒。
可见，从“现世政治”的角度考虑，耶稣会的这套体系，从未像其始创者期望的那般高效运转。民众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只对好学校感兴趣，因为男孩们可以在其中学到所有该学的知识——一位绅士照理是要掌握这些知识的。
与其他绝大多数教育机构相比，恰恰是耶稣会满足了民众的这一需求。伏尔泰曾写道：“在耶稣会的屋檐之下，历经七个寒暑，我究竟观察到了什么？我观察到的是一种追求自控、勤奋、有序的人生观。神父们用尽一整天的时间，要么致力于传授知识给我们，要么严格按照入会的誓言自我苦修。
成千上万像我一样受其教育的人，都能为我作证。”伏尔泰的回忆证明了耶稣会的教育方法确有其卓越之处，可伏尔泰的一生却恰恰印证了耶稣会政治目的的破产。要知道，耶稣会的教育方法，原本就是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设立的。
在伏尔泰求学的时代，耶稣会学院是很常见的教育机构。更早一个世纪，耶稣会学院的种种优点看起来似乎是积极的，并带有变革的意味。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的教员对一切都是外行，却唯独善用桦木条鞭打学生。相对而言，耶稣会学院里的训练方法就人性化多了。
学院的教师也都经过精心挑选，并且接受了系统的培训。神父们则教授非常优雅的拉丁文，最新的光学、地理学、数学知识，以及“戏剧”（学院期末的“戏剧演出”相当有名）、礼仪、虔敬（对教廷的虔敬，至少在亨利四世改宗(8)之后的法国是这样）和对皇权的服从。
因此，法国上层阶级中的模范家庭对耶稣会学院颇为青睐：那些心软的母亲们，一想到自己的心肝宝贝要受到老式棍棒教育的折磨，就不寒而栗；那些博学的神父舅舅们，则关心自己的外甥是否能得到纯正教义的熏陶，从而培养出西塞罗(9)式的风格；最后，还要归因于那些父亲们，他们身为爱国的官吏，自然赞成君主制，同时作为精明的布尔乔亚，他们又指望“耶稣连队”(10)的人脉可以帮助自己的儿子找到一份工作——或是在法庭上拥有一席之地，或是得到一个清闲且报酬丰厚的神职岗位。
举个例子，鲁昂市的高乃依先生，一位皇家律师，和他的妻子玛莎·勒·佩桑，相信他们的儿子皮埃尔定有远大的前途，于是决定送儿子到耶稣会学院去求学。还有雷恩市议会的参赞，约阿希姆·笛卡尔先生，1604年，他带着幼子勒内(11)(12)——一个聪明的八岁小家伙——到拉弗莱什市新开的耶稣会学院就读，该学院由皇家捐赠建立。
大约在同一时期的桑特市，博学的加农·格兰第先生有一个侄子名叫于尔班，于尔班的父亲也是一名律师，虽不如高乃依和笛卡尔那般显贵，却也很有名望，受人尊重。当时，于尔班十四岁，极其聪明，理应接受最高明的教育。
想在桑特市附近获得最好的教育，唯一的选择就是位于波尔多的耶稣会学院。波尔多的耶稣会学院在教育界声名卓著，设有一所高中、一所文科学院、一所神学院，以及一所专为培养已授圣职研究生的高级研修所。早慧的于尔班·格兰第在耶稣会学院里学习了十几年，从起初的学童，一路成长为大学生、神学生。
1615年，他被授予圣职，正式成为一名耶稣会修士。倒不是说他渴望加入这支“连队”，因为他并未感到蒙神呼召，更无意服从于苛刻的清规戒律。没错，相较于遁居修会，他更擅长尘俗布道。以他的天赋，再加上教廷内最强大组织的庇护与推动，他似乎前途无量。
或许他可以担任某个大贵族的家庭神父，成为未来法兰西元帅的家庭教师，甚至最后有望成为红衣主教；或许他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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