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在众多主教、公主，甚至是王后陛下本人面前，展现他震撼人心的雄辩术；或许他有机会肩负外交使命，被授予高官，或挂一闲职大发其财。以上各种可能性，油水都不少。也有可能——可能性甚微，毕竟他并非出身贵族——在他的垂暮之年，某位慷慨的主教会为他的生活锦上添花，使他愈发富足美满。
在他职业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境况相当顺利，似乎最乐观的预期都水到渠成地实现了。经过两年神学、哲学的高级研修，当时年仅二十七岁的年轻神父格兰第就因其多年的勤奋与善行而受到嘉奖。“耶稣连队”奉上大礼，提拔他担任马尔什省(13)圣皮埃尔教区的教区长，赴卢丹事工，听起来位尊权重；同时托“耶稣连队”这位大恩主的福，他被任命为圣十字学院教堂的教士。
脚已经踏在梯子上，他所要做的不过是拾级而上罢了。(14)卢丹，你的新神父骑着马，步履铿锵，向他的归宿徐徐走来了。卢丹是座小城，依山而建。至高处是两座高塔，其一是圣彼得教堂的尖塔，另一座是栋宏伟的中世纪城堡的主楼。
如果将这两座高塔视为社会的某种象征或符号，那么，卢丹的这两座标志性建筑多少就有些落伍于时代了。虽然那座尖塔仍旧向城市投下它哥特式的幽灵，并任由它肆意横行，但城中相当一部分市民可是胡格诺派(15)，他们痛恨这塔所属的天主教会。
普瓦捷伯爵在很久以前所建的那座庞大城堡，则依然实力强大，但是，黎塞留(16)很快将要掌权了，地方自治、外省城堡的黄金时光已然屈指可数。我们这位还对此一无所知的新神父，骑马踏入的不单是宗教战争的最后一幕，也是民族革命的开场。
城门处，一两具腐烂的尸体悬挂在市政府的绞刑架上。城墙之内，街道照例肮脏不堪；空气中也照例弥漫着种种味道：柴火的烟味、屎溺味、鹅肉味、熏香味、烤面包味、马骚味，等等，诸味杂陈；猪与不洗澡的人们比肩而行。
农夫、工匠、雇工、仆佣，这些底层的穷人默默无闻，可以忽略不计，但却是这座城市一万四千人中的大多数。阶级地位稍高些的是一些店主、熟练的手艺人和小官僚，他们没有安全感，聚在一处，勉强维持着最底层布尔乔亚的体面生活。
而那些大商人、专业人员（律师一类）、小贵族与大农场主（他们在所处的等级中算是素质较高的）、封建主和贵族神职人员，则居于那两类人之上，完全受其供养，享有无可争议的特权，以“君权神授”的名义统治着他们。除了偶然能见到的几块文化与才智的绿洲外，卢丹城中的思想气氛偏狭守旧得令人窒息。
富人们终日盘算的不过是金钱、财产、权力和特权，他们对这些有用不完的热情。城中最多有两三千人能支付得起诉讼费，或者需要专业的法律咨询。因此，卢丹城的法律专业人士构成如下：大律师不少于二十名，初级律师不少于十八名，法警不少于十八名，公证人不少于八名。
在全身心地关注财富之外，人们如果还有剩余的时间和精力，就用于老一套的消遣活动，比如周期性的狂欢、骤然发作的对家庭生活的热情，或邻里间的嚼舌根，或沉湎于繁琐的宗教程序，或陷于无穷无尽、尖酸刻薄的神学争论之中（当然，卢丹原本就是一个自相纷争的城市）。
并无证据表明，神父在此地任职期间能拥有什么地位；也无证据表明，此地有什么真正的精神信仰。只有一些“卓异”的个体对精神生活有广泛的关注，他们凭直接经验便认定上帝是个灵，需以精神去信仰。由此可见，卢丹市内流氓恶棍很多，但好歹还有一些正直的、好心的、虔敬的，甚至献身信仰的人。
可惜，此地并无圣徒，也无一男半女可以仅凭一己之力，以自我验证的方式洞彻永恒的真实，并与这神圣的土地相融合。需要再过六十年，在卢丹的民众历经了最苦痛的身心折磨后，才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在城中，她名叫路易丝·德·特荣谢。
在卢丹的医院里，她一面献身于治病救人的工作，又一面成为了人们一段紧张、热切的精神生活的中心人物。那时，卢丹城中的人们，不分年龄，不论等级统统汇集而来，向她询问有关上帝的事，恳求得到她的建议与帮助。路易丝曾经写信给她远在巴黎的告解神父：“这里的人们如此爱我，让我感到万分羞愧，因为我一谈到上帝，人们便深受感动，以至开始痛哭。
我担心他们由此对我萌生好感。”于是她渴望逃离，想躲藏起来，但卢丹城里虔诚的人们又让她动弹不得。经她的祈祷，患者便常被治愈。这令她羞愧难当，因为人们认定这是她造就的奇迹。她写道：“倘若我果真创造过奇迹，我当认定自己遭了诅咒。
”后来，她接到命令离开了卢丹。对于卢丹人来说，一时之间，似乎再没有一扇窗户能被圣光照亮。不久之后，这股狂热便冷却了，卢丹市民献身精神生活的决心也随之灰飞烟灭。卢丹市重归故态，而这种故态，正是六十年前于尔班·格兰第骑马进城时所见到的。
格兰第神父初到卢丹时，市民对他的看法分为两派。绝大部分虔诚的女性支持他，因为前任的本堂神父是一个步履蹒跚、可有可无的老东西；而这位新来的却是正当盛年的男人。他高大、健壮、仪表堂堂（按当时某个人的说法，甚至有些王者尊严），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在他的四角帽下，还有一头浓黑茂密的鬈发；他天庭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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