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钩鼻，嘴唇红润、丰满、灵活。他的下巴上留着著名画家凡·戴克那样优雅的胡须，上唇胡须经过勤勉的打理，并涂以发油，使其尖端上翘，沿着两个鼻翼，遥遥相对，就像两个迷人的问号。读过《浮士德》的人若看到他的画像，会以为此人是另一个靡非斯特(17)，多一些肉欲，多一些和蔼，却比原著人物少那么一点点聪明劲儿——不过他穿着的可是神父的华服。
格兰第的外表已经如此迷人，举止也彬彬有礼，言谈更是妙趣横生，正是善于社交的人才。他从容不迫地赞美着女性，倘若被赞美的妇人恰好可称得上是一位美人，那么他的目光可就比他的言辞要显出更多的奉承之意了。显然，新任教区长对辖下女性教民的兴趣，已经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宗教性质。
格兰第生活在一个时代的破晓时分，这个时代，不如就称之为“体面的时代”。其实，贯穿整个中世纪以及早期现代社会，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与单个神职人员的实际行为之间，始终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无法逾越——似乎也没有逾越的可能性。
那时，绝大多数神父，无论是最高级的神职人员，还是最低层次的修道士，都是彻头彻尾的寡廉鲜耻之辈，但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任何一位艺术家却都视其为理所当然。教会的腐朽招致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也引来了“反宗教改革”。
在特兰托公会议(18)之后，无耻的教宗越来越少见。直到十七世纪中叶，教廷彻底灭绝了无耻教宗的邪恶种子。即使还有一些因贵族子弟身份而得以升迁为主教的人，此时也努力使自己的举止端庄。而对于低层的神职人员，胡作非为也得到了遏制，一方面，是因为教会机构对这种行为的监管更加敏锐和高效；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耶稣会、奥拉托利会等组织内部也萌发了自我洁净的极大热情。
在法国，国王利用天主教，以新教徒和大贵族的利益以及地方自治传统为代价，来强化中央集权，但对神父们的体面与否却给予了特别关注。因为倘若神父们犯有秽行，那么民众就不会尊重教会。在一个不仅信奉“朕即国家(19)”，也信奉“朕即天主教会”的国度，对教会不敬，即是对国王不敬。
培尔(20)曾经在他那部伟大辞典中某处冗长的注脚里写道：“我记得有一天，我问一位绅士（此人曾告知我无数有关威尼斯僧侣荒谬行径的故事），参议院怎么能够容忍这些怪胎，他们对宗教与国家的荣耀都毫无益处。此人回答，为了社会福祉，君主们不得不利用这种亵渎行为。
听来是一个谜语。他又给我做了解释，说神父们和僧侣们被人民唾弃，参议院正乐得不行，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就没法在人民中间发动叛乱了。他又说，耶稣会的人之所以不招君主待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恪守教规，势必更受下层人民的尊崇，也就更易发动叛乱。
”但在整个十七世纪，法国政府对神父们胡作非为的态度，却与威尼斯参议院的态度截然相反。后者害怕教廷的侵扰，乐意见到神父们行为谬乱如猪，对可敬的耶稣会却不待见。而法国国王因其政治上的强大，且“高卢主义”(21)根深蒂固，实在没理由害怕教宗，反而觉得天主教会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极其有用。
因此，法国看重耶稣会，并抵制神父的胡作非为，或至少反对他们的言行失检。格兰第这位新任教区长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时，神父们的各种丑闻虽仍常见，但却越来越受到有权势之人的厌恶。比格兰第年纪略小的同代人让-雅克·布夏尔(22)在自传中回顾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他留下的是一份不偏不倚、完全客观、毫无忏悔之情、全然不顾道德评价的档案，以至于十九世纪的学者们仅在私人圈子里传阅，并对这位作者难以言尽的堕落行径予以严厉的批评。
但是，对于深受哈维洛克·艾利斯(23)、克拉夫特-艾宾(24)、赫希菲尔德(25)、金赛教育的现代人来说，布夏尔的著作已经不再那么令人厌恶了。虽然此书已不再使人震惊，但现代人读了必定还是会有些吃惊。当人们发现，路易十三治下的臣民描述异常性行为时所用的语言如此平淡，不带情感，就像当今女大学生回答人类学家的调查问卷时所用的语言，或像一位精神病医生录下一个病例时所用的语言，这还不够人们吃一惊的吗？
笛卡尔比布夏尔大十岁，但是早在这位哲学家开始解剖翻滚的活物——老百姓称之为阿猫阿狗——之前，布夏尔就已经在他母亲的女仆身上进行了一系列精神——化学——生理的实验。布夏尔初次注意到这个女孩时，她还是虔诚的，甚至贞烈到带有攻击性，但布夏尔具有巴甫洛夫(26)那样的耐心和聪明，他成功地将女仆由盲目的宗教信仰者，驯化为了一个自然哲学的信徒。
因此，她自愿从事这种实验，并且为此做好了被观察与实验的准备。在布夏尔床边的桌子上有六部对开本的图书，都是关于解剖学和医学的。这位古怪的实验者，可以说是普洛士与巴德尔士(27)的先驱，他在与女仆的两次幽会之间，甚至在两次尝试性的爱抚之间，都会打开威廉·哈维(28)、费尔内尔(29)或费尔南德斯的书，查阅相关篇章、小节或片段。
不过，他与绝大多数其同时代的人不同，绝不迷信任何权威。莱蒙纽斯(30)与罗德里格斯·德·卡斯特罗(31)或许会说，他们对月经感兴趣是因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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