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的性质怪异、令人恐惧；布夏尔则铁了心要自己搞清楚，月经是否真的如传闻所言有各种各样的妙用。如今有这位自愿的女仆协助，他便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只为验证自古以来医生、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在他们的学位帽和四角帽之下始终争论不休的种种结论。
最后，他发现经血并不会使草叶枯萎，不会使镜子失去光泽，不会使藤蔓的花蕾破裂，不会溶解沥青，也不会在匕首的锋刃上染上无法清除的锈斑。在布夏尔决定离开巴黎前往教廷“淘金”时，生物科学便不幸失去了它最有前途的研究者。
布夏尔选择离开巴黎，也是为了躲避他那位合作者的逼婚，即他笔下所谓的“琐事”(32)。而他想在教廷谋求的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主教职位，最不济，在布列塔尼(33)谋得一个不那么显赫的职位，每年能赚得五六千里弗(34)的圣禄，就心满意足了。
（笛卡尔用其父辈的遗产做了精明的投资，其收益是一年六千五百里弗，虽算不得大富大贵，但至少能保证这位哲学家可以像一位绅士那样体面地生活。）可惜，可怜的布夏尔从未能获得过圣禄。他被同时代的人所熟知，仅仅是作为一部荒谬著作《饶舌》的作者，或作为一部包括了四十六种语言在内的诗歌合集的编辑，这些语言包括了科普特语、秘鲁语、日语等。
而不到四十岁，他便溘然长逝。卢丹的新任教区长身强体健，他极其热切地渴盼将自己的床笫变成一处实验室。像布夏尔一样，格兰第出身于一个令人尊敬的布尔乔亚家庭；像布夏尔一样，他是在教会寄宿学校受到的教育；像布夏尔一样，他聪明又博学，是一个热情的人文主义者；像布夏尔一样，他也渴望在教廷获得光辉灿烂的前程。
即使气质上不一定相似，但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两人的相似之处很多。因此，布夏尔自己所描述的童年、学生时代和假期里家中的娱乐活动等情况，可以间接地作为格兰第生活情形的证据。布夏尔在《忏悔录》中揭示的世界，非常近似于今日性学家们揭示的世界，硬要说两者有什么区别，那么恐怕布夏尔揭示的还要更多些。
我们看到在布夏尔笔下，孩童们自由而频繁地沉溺于性游戏，奇怪的是，大人们似乎并不加以干涉。学校里，在神父的管理之下，学生是不做剧烈运动的，男孩们充沛的精力找不到发泄的途径，于是只有不停自渎。而在休半日假时，他们还沉迷于同性恋。
神父们鼓励的讲话、布道台上的雄辩、告解和祷告，都只能对他们的行为起到轻微的抑制作用。布夏尔记录道，因参加教会组织的四次大型宴会，他不得不克制自己惯常的性活动，一口气要禁欲七到八天。尽管他也曾尝试过，却从未成功地将这种间歇性的禁欲时间延长到两周以上，“多么虔诚地自我克制都不行”。
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能依宗教精神自制和自责的孩子。在特定的环境之下，我们的实际行为类似于一个受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嗜欲、兴趣是四边形的底，信念、伦理、宗教是它的高。我们可以想象，对于布夏尔以及与布夏尔一起玩乐的其他男孩而言，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高，因其信仰的单薄而如此之低，而平行四边形的底又是那么得长，以至于那象征他们行为的对角线与这个底之间只有区区几度的夹角。
当布夏尔回家度假时，父母亲在他卧室中安排了一个年少的女仆。女仆清醒时，浑身都是美德，但是很显然，当她睡着了之后就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做任何保证了。而根据她自以为聪明的诡辩，她是真的睡着了还是假装睡着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当布夏尔的学生生活结束之后，他发现家中果园里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负责照看奶牛，只要给半个便士，她就会按照少东家的要求做任何事。还有一个女仆，布夏尔同父异母的兄弟卡桑·普里奥尔试图诱奸她，她因此被赶出家门，不过她后来又回来工作了，并很快成为了布夏尔性实验的小豚鼠兼合作者，《忏悔录》的第二部分对这些实验进行了描述。
布夏尔与法兰西王位继承人之间的地位差距，如鸿沟般宽广深长。然而，未来的路易十三与布夏尔这个地位卑微的同代人，却成长于相同的社会道德风气之下。通过让·埃罗阿尔(35)的《日记》，我们可以掌握一份关于十七世纪法国儿童生活详尽、冗长的记录。
是的，这位法国王储是个极其特别的孩子，因为他是八十年来法国王室第一个真正的男丁，生而为王。但是对我们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这个独一无二的金贵婴儿却被置于极其特别的教育环境中。如果说这种环境对一个孩子来说足够好的话，那问题是，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孩子”是谁？
显然，对于这位王储而言，没有什么是足够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这样的环境对普通人家的小孩来说是足够好的吗？首先，王储与国王的一群私生子在一起成长，这些私生子有三到四位不同的母亲，这些私生子的兄弟姐妹中，有一些比王储年长，还有一些比他年幼。
三岁时，也可能在更小的时候，王储已经清楚地知道“杂种”是什么意思，以及“杂种”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人们一直粗俗地谈论着这一切，以至于小王储常常为此感到震惊。“呸！那货！下流极了！”他会这么说起他的女主管蒙加丽女士。
亨利四世(36)则对黄色歌曲甚有偏爱，于是，他的朝臣和奴仆们便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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