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如今日这般接近上帝。”之后便是大段大段经过苦心琢磨的漂亮文章，充满了自负和《圣经》中的典故，似乎上帝已然“快乐地将一张人脸与一张狮面合二为一，也就是说，您的仁慈与我那些敌人的暴戾之心——他们希望毁灭我，如毁灭另一个约伯(19)——共同催促着我往上帝的国度进发”。
事到如今，他的恨已化为爱，他吁求报复的渴望已转为服务于敌人的热情。接着又是一段有关拉撒路(20)的花哨文字，然后他引出最后的恳求，既然他已经度过两周的监狱生活，那么他的生命已经得到了完善，因此，他应该立刻被放出去。
通常人们很难相信，用矫揉造作的文字和种种花哨的技巧能表达坦诚、真挚的情感。可文学不同，文学是一种艺术自有的理论规则。不过艺术的实践，却可能遵循另一套规则。因此，在17世纪早期，像格兰第所写的这封信虽然荒谬，却能完全表达他真挚的感情。
不必怀疑，他真的相信受苦让他更接近上帝，这的确是他的真实感受，但不幸的是他并不了解自己。他不知道，除非他付诸巨大的、持久的努力，否则只要一回到尘世的虚荣中，他就必然会忘掉受苦受难的价值。他的这种健忘可不需要十五天的时间，在他返回尘世虚荣的最初十五分钟内，他就会将苦难忘得一干二净。
格兰第的信未能平息主教的怒火，德·阿曼涅克及其好友波尔多大主教(21)也都给主教写了信，还是未能使他息怒，当看到这个可憎的小人物居然拥有如此显贵的朋友，反而让这位主教更加痛恨格兰第了。何况，格兰第这两位所谓的朋友，居然敢命令他？
他可是德·拉罗什波扎伊，一位学者！他想，波尔多的大主教算什么，比马厩里的马高明不到哪里去，却自以为可以建议他如何处置那个冥顽不灵的教区长？简直不能容忍。于是主教下令，对待格兰第这个人，要比以前更加严苛。
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教区长仅有的访客是那些耶稣会的人。他是他们的弟子，此时他们没有抛弃他。除了带来精神的安慰，善良的神父们还给他带来了温暖的袜子和外界写给他的信。从这些信里他得知，德·阿曼涅克已经争取到了首席检察官的支持，首席检察官命令特兰坎，作为卢丹市的公诉人必须重新启动对蒂博的诉讼，而蒂博则跑到德·阿曼涅克那里，希望能达成和解，但“诸位先生们一致”（市长的拼词错误令人诧异）(22)认为不能妥协，否则“等于承认你的过失”。
教区长重新鼓起了勇气，就自己的案子又给主教写了一封信，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在蒂博跑来找他提议私了后，他再次给主教写了一封信，还是没有得到回复。到了十二月初，那两个受人钱财后指证格兰第的人被叫到普瓦捷接受审问，法官们原本很看重这两个人，可他们给人的印象实在是不敢恭维。
尔后接受审问的是格兰第的下属神父热尔韦·梅斯钦，以及那个偷窥狂——他曾窥见格兰第与德·德勒女士坐在一处。这二人的证词在法官们看来跟布格罗、谢尔博诺的证词一样不可取信。就凭这样的证据指控一个人有罪，似乎是完全不可行的。
不过德·拉罗什波扎伊阁下可不是那种会因司法公正和法律程序等琐事影响自己决定的人，于是在1630年1月3日，宗教法庭宣布了裁决，责令格兰第在每周五禁食，只准吃面包和水，为期三个月；禁止他五年之内在普瓦捷教区行使神职；终生禁止他在卢丹市行使神职。
对教区长来说，这一判决意味着他要蒙受经济损失，也意味着他晋升的希望彻底破灭。但是，他至少重获自由，可以自由居住在自己温暖的房子中，可以吃上丰盛的晚饭（周五除外），可以与自己的亲友叙谈，可以接待那位自称他妻子的女人来访（她得何等的小心谨慎啊！
），最后，他可以自由地向德·拉罗什波扎伊的上级，波尔多的大主教申诉了。格兰第给普瓦捷方面写了一封信，言辞虽倍显尊重，态度却依然决绝。他宣称，将把自己的案子上诉到大主教处。遭到这令人无法忍受的冒犯之后，德·拉罗什波扎伊怒发冲冠，却不能阻止。
《教会法》承认连蠕虫也有权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鼓励它们扭动身子呢——世上还有比这更大逆不道的吗？对于特兰坎和其他阴谋小组的人来说，格兰第将上诉的消息更是不受欢迎的。大主教与德·阿曼涅克关系密切，并且很讨厌德·拉罗什波扎伊。
他们很有理由担心，格兰第一旦上诉就会成功，如此一来卢丹市就将永远被这位教区长折磨了。为了阻止格兰第上诉，格兰第的敌人们自己也开始寻求上诉，倒不是向更高的宗教法庭，而是向巴黎最高法院，毕竟主教和他的鉴定官都是宗教法官，只能予人精神上的惩罚，比如禁食，或在极端情况下将人逐出教门。
如果没有民事法官的判决，一个罪犯不可被吊死，也不会受肉刑或烙刑，也不会坐监。既然格兰第已经犯了相当多的罪，得到了停止执行圣职的处分，那么他也极有可能在最高法院被判定为有罪。最高法院接受了这次上诉，并定于在未来的八月底予以审理。
这次轮到教区长寝食难安了。仅仅在六年前，一个名为勒内·索菲尔的乡村神父因“精神上的乱伦和渎神的猥亵”而被活活烧死。这件案子教区长记忆犹新，公诉人特兰坎也不曾忘记。幸亏德·阿曼涅克在自己的乡村别墅里——在这里他度过了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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