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万物的秘密追问过多，这些行为危险地偏离了研究人性的正确路径，因正确的路径不是去研究人本身，不是研究人的本性，而是体悟上帝，获得对上帝的认知。对于一个耶稣会士来说，想成为完美的基督徒是一个怪异而困难的问题。
耶稣会可不是一个讲究默祷的修会，因为讲究默祷的修会的成员隐居世外且将其一生都献给了祷告。耶稣会乃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修会，布道者众多，他们投身于拯救灵魂的事业，并发誓在全球范围内为教廷赢得胜利。拉勒芒对完美的耶稣会士的定义，在绪兰的听课笔记中有如下的总结：耶稣会的本质在于“将表面上相对的事物融合在一起，比如博学和谦卑，青春与贞洁，面对不同的国度却要保持完美的宽容…
…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务必要将对天国深深的爱与科学研究、社会工作交融在一处。然而，人太容易忽而冲向这一极端，忽而又冲向另一极端；因此，一个人可能太过于迷恋科学而忽视了祷告和灵修，或者如果他渴望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可能就忽视了他本应做的一些事，如培育自己的天赋，掌握教义知识和雄辩术，还有为人谨慎。
”卓越的耶稣会士，其精神有如下表现：“敬仰和模仿耶稣基督将神性与人性、灵魂的伟大力量、身体、血液融合为一的方式，将耶稣基督的一切都神化……可是，这种融合实在难。这也就是为何我们不能达到精神的完美，常常执着于自然的、人性的优点，因而失去了领悟那超自然的、神性的力量的机会。
”无法达到耶稣会精神要求的会士们，就转而寻求流行的想象，或寻求那些世俗的、野心勃勃的、令人着迷的历史（这种情形并不少见），“那些无法全身心致力于精神生活的人，必然陷于这些迷妄，因为那赤贫的、挨饿的灵魂必定要寻找依附之物，希望如此便能满足灵魂的饥饿”(35)。
对于拉勒芒来说，完美的生活既是活泼的也是沉思的；既存在于无限中，也存在于有限中；既生存于当下，也生存于永恒。这是作为理性的人所能想到的最高的人生理想，它既是最高的理想，同时也是最现实的理想，根据人性的、神性的本质，这种理想也是最能融合二者的。
但是，在讨论实现这一理想的实际问题时，拉勒芒和他的弟子们却表现出一种狭隘的、单调乏味的严苛性。他们所提出的要与神性相融合的那种人性并非人性的整体，而是人性中严格限制的一小部分，即学习、布道、行商和组织的天赋。
在绪兰的笔记中，没有提及物性，而在利格留神父冗长的笔记中，关于物性也仅仅是附带提了几句话。然而基督曾告诉他的门徒们，应沉思那百合花(36)（据记载，对百合花的沉思，几乎有点像道家的思想），不是把百合花视为全然人性的某物的象征，而是视其为被神赐福的某物，此物自生自发，自有其规律，却与万物之道相融（除了没有意识之外，它是完美的）。
《圣经·箴言》的作者曾斥责闲汉，要其好好思索勤俭的蚂蚁是如何生活的。(37)但基督因百合花而喜悦，恰恰不是因为它勤俭，而是在其既不辛勤也不奔波的情形下，却仍然比希伯来最光辉灿烂的列王们更可爱，无人可比，正如沃特·惠特曼笔下的动物们：它们并不为它们的处境挥汗又哀号，它们并不为自己的罪过哭泣，在黑暗中通宵不眠，它们并不议论它们对上帝应尽的责任而使我生厌，没有一个感到不满足，没有一个是严重的占有狂，没有一个向另一个屈膝，也不向一个生活在数千年前的同类屈膝，整个地球上没有哪一个是体面或是愁苦的。
但是，基督的百合花与圣方济各·沙雷氏论述灵魂净化的文章开头所提到的百合花，却有着千差万别。圣方济各·沙雷氏告诉菲萝思(38)，这些花朵是心灵良好愿望的象征。《虔诚生活入门》(39)一书中到处提到“自然”，但这里的“自然”遵从的是普利尼(40)和动物寓言集(41)的作者们的观点，视自然为人的象征，视自然为家庭女教师和道德家——一贯教训人类。
其实，田野上的百合花们原本与嘉德勋章(42)共享同样的荣名，那就是“该死的，完全一无用处”。然而，这正是它们的意义所在，这也正是为什么人类认为它们很能振奋人的精神，而且在道德之外更深刻的一个层面上，它们还富有如此深刻的教育意义。
禅宗三祖(43)说道：“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在现实的生活里，我们总是身处悖论和自相矛盾之中。一方面，我们自受拘束，只选择好的，而抛弃恶的；另一方面，假如我们希望实现与万有的“边界”融合，我们在做选择时就不能带有任何爱憎之情，同时也不可将所谓有用的或有道德的观念强加于世界。
鉴于他们忽视物性，或单单将物性看作人性的象征，视之为只有工具作用，且从属于人，便可看出拉勒芒的教学和绪兰的受学，典型地反映了他们身处的时代和国家。十七世纪的法国文学，在表达上极其贫乏，只对鸟儿、花儿、动物、风景存有一种极其实用主义或象征主义的兴趣。
以整本《伪君子》(44)为例，其中只有一处提到了物性、自然，而且是最无诗意的一行：“当下之农村，花香实不多。”(45)等于什么有价值的话都没有说。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文学里，提到法国的乡村几乎都是没有花的。
田野中的百合花好端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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