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引致唯心论从而导致诸种罪孽的发生，这些罪孽主要体现在宗教领域；而现在，则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现在的教义不再是形而上学的了，而是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人们对那些生吞活剥教义之辈的盲目崇拜和迷信，是人们系统性的疯狂行为，是人们残忍的暴行——凡此种种，确实是人们依了自己的信仰而做出来的。
从图书馆、书房转移至教堂、国会、会议厅，工作假设的理念或许能将人类从集体精神错乱、大规模屠杀和自杀的慢性冲动中解放出来。但人的根本问题却是生态学的：人类需要学会如何与宇宙相处，而这宇宙的所有维度——从物质的到精神的，人都要学会去对待。
作为一个种族，我们不得不去寻觅良方，解决如此庞大且快速增长的人口在一个面积有限、资源不足的星球上舒服地生存的问题，而这个星球上的许多人还在浪费资源，这些资源将永远不能更新。作为个人，我们不得不努力去发现与宇宙精神建立和谐关系的办法，而我们通常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与这样的宇宙精神相隔离的。
当我们集中注意力于来自天国的恩赐和已知的万物，那么作为一个副产品，我们将发现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办法。“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19)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却首先执着地寻觅其他东西——一方面是源自自我中心的激情所产生的种种太过人性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对语言的盲目迷信。
这就导致我们根本的生态学问题不能解决。聚焦于权力政治，使得社会不能提升它与这个星球的关系；聚焦于令人盲目崇拜的语言系统，使得个人不能提升自己与“原初真相”的关系。正因为首先寻觅其他东西，我们不仅将“原初真相”丢失了，而且也将“他的国”丢弃了，同时也抛弃了唯一能实现“他的国”的这个星球。
在绪兰的案例中，他所受教育中的要求他崇拜的某些理念如教条一般迫使他疯狂，在他的生命中制造了恐惧和绝望。幸运的是，也有其他一些理念，虽然很教条，却更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1655年10月12日，波尔多学院（当时绪兰已经返回该学院）的一位神父到他的房子里，倾听他的忏悔，为他准备圣餐礼。
这位病人所犯的唯一严重的罪行——根据他本人的自我指控，是他举止非常恶劣，上帝既然诅咒了他，他理应沉溺于所有的恶行之中。然而，实际上他却总在努力向善。1663年，他曾写下这么一段文字：“如果说一个基督徒在行善之时应当感觉踌躇，这话在读者看来似乎很荒谬，而现在我也觉得这荒谬。
”在1655年，绪兰当时还觉得身为一个迷失的灵魂，全心向恶乃是他的责任。然而，虽然有这样的责任在，他却发现从道德上而言，要他做善事之外的其他事情，实在办不到。他还确信，自己犯了一项大罪，比预谋杀人还要严重，他便做了忏悔：“我活在此世，却不抱希望，而是视自己为受诅咒者。
”接受告解的神父显然是一个善良敏感的人，对绪兰那倾向非凡事物的弱点很熟悉，他向忏悔者保证，虽然他本人一点也不倾向于灵感这类东西，但他却有一种强烈的印象——直接可以称作灵感，最终一切都将安稳变好，他说：“你将认识你的错误，你将能像别人一样思考、行动，你将在平静中离开这个世界。
”这些话给绪兰留下至深的印象，从此，恐惧、痛苦的令人窒息的乌云开始飘离他。上帝并没有抛弃绪兰，希望仍然存在，这希望，既是在此世身心康复，也是在彼世获得拯救。当他找到希望，便也恢复了健康。身体的种种禁锢和瘫痪逐一消退，首先恢复的是写字的能力。
1657年的一天，在被逼远离纸笔长达十八年之后，他拿起一支笔，写下了三页有关灵修生活的思想文字。只是笔迹“甚是混乱，似乎都有点不像人类的字了”；但是这没有关系，真正重要的是他的手终于又能与他的思想合作了——即使还没有那么流畅。
三年之后，他又恢复了行走的能力。那时他住在乡间一位朋友的家中。当他刚在这朋友家中住下时，每次都要请两个男仆把他从卧室抬到餐厅，“因为我迈一步都感到剧痛，这种疼痛不像是中风患者的疼痛，这种疼痛会导致胃部的收缩，同时绞痛”。
1660年10月27日，一个亲戚来拜访他，当亲戚要离去时，绪兰痛苦地拖着腿走到门口，与亲戚告别。当访客离开后，他站在那里，望着花园，“很明显，我开始探究花园中的动植物，因为神经的极度虚弱，这样的动作我已经有十五年都不能做了”。
他并没有感到那种熟悉的痛苦，反而感到“一种愉快”，于是，他向花园又走了五六步，他停住，就那么环顾四周。他看着黑莓，看着树篱射着荧光绿，看着草坪和紫菀，看着角树两边排列的小径；他又望向远处低矮的山丘，在灰白的天空下，在几乎是银色的阳光的照耀下，山上那秋日的树木泛着黄光，好像狐狸的皮毛。
那时风都没有，一切安静，宛如一颗巨大的水晶，每一处皆是种种色彩交融，如此神秘，如此富有生命力；万物皆显明独立；无限与单一、过去与永恒的现在，皆融融泄泄。第二天，绪兰斗胆探究起他几乎都要忘却的那个宇宙。
第三天，他重新发现的世界之旅又引他一直走到井旁，不过，井没有勾起他自杀的想法；他甚至离开花园，穿过墙外的小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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