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受苦的全过程中，绪兰文学创作的能力丝毫未受损伤。在他发疯的第一个十年中，他主要创作韵文。他会根据流行的音乐创作新的歌词，他将数不尽数的民谣和饮酒歌改编为基督教的颂歌。且举如下一首，这歌是关于亚维拉的德兰和热那亚的圣凯沙伦(14)，改自一首名为《圣人陶醉于爱》的民谣，调子则借用了《我碰到一个德国佬》。
瞥过去，看看那边有美妙处女世间稀见她名为德兰她面上荣光明亮显出她已然嗅见那合她心意之佳酿她且对我把话讲：“瓶塞推下畅饮这酒同我一起歌唱：‘上帝，上帝，上帝我渴慕的上帝喂你赐人快乐其余世间事无非是烦恼。
’”还有一位热那亚人她的心也满装这佳酿显身而来，陪伴上帝她亦满面红光呼喊着：“纯然佳酿味道芳香。”这韵文气势甚弱，趣味粗粝，原因倒不在于绪兰身体的无力，而是他缺乏天赋。无论是清醒还是疯狂，他的诗都好不到哪里去。
他那惊人的天赋其实在于他用散文清晰、穷形尽相地阐述某个主题的能力，而这正是病情发展到下半个阶段时他所做的事。他在脑中打好草稿，然后每晚向一名抄写员口述，以此方法，他在1651到1655年间，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心灵教义问答书》。
这部专著，就其视野和内在价值而言，可以媲美他的同时代人、英国的奥古斯丁·贝克所写的《神圣智慧》一书。此书的十二开版本超过了一千页，但不管书有多厚，这本《心灵教义问答书》的可读性仍然很高。不错，表面上这书并不令人感兴趣，但这不是绪兰的错，因为他那种原本老式的亲切文风在当代的修订版中消失无踪，照十九世纪的编辑们常说的（算是无意识的讽刺），那是有“一只友好的手”对这本书动了手脚。
幸运的是，这只友好的手到底不能破坏此书的本质优点，如简练（甚至在进行最微妙的分析时）、实事求是（甚至在处理神圣崇高的主题时）。当绪兰在创作他的《心灵教义问答书》时，他没有办法借鉴参考书，或翻阅自己的手稿。
尽管如此，本书仍然参考了众多著作，且引证非常恰当；文字的组织也格外令人钦佩，同样的主题反复回响，每次或从不同角度予以论述，或精巧地不断加深论述。在身体残疾的情况之下能创作如此一本书，所需要的是惊人的记忆力和非凡的专心。
但是，虽然绪兰在创作过程中身心已经比过去有相当的改善，却仍旧被普遍看成一个疯子——这倒不是没有理由。思路清晰、完全掌控自身的智力，却处于发疯之中，这必定是最糟糕的人生经验。绪兰的理性毫发不伤，却无助地旁观着自己的想象、情感、植物性神经系统合力施为，如罪恶的疯子一般，下定决心要毁灭他。
归根结底，这是一场争夺战，作战的双方是那积极的自我和种种暗示的受害者。在争夺战中，绪兰既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竭尽全力处理实际问题；也作为一个咬文嚼字者，借助词语创造出丑陋的拟态真实——如此一来，他感到恐惧和绝望也就情有可原了。
绪兰的案例，不过是人类普遍困境的一种极端表现。话说“太初有道”(15)，就人类历史而言，这一描述完全正确。正是语言，使人从动物性中脱离，使人不再具有动物般的纯真和适应自然万物的本领，却陷于疯狂和恶行。
词语，既不可或缺，也非常致命。有关世界的诸多命题被视为工作假设(16)，通过这一工具，人类才能逐渐理解这个世界。它们被视为绝对真理，如同教义被人生吞活剥，如同偶像被人五体崇拜，这些有关世界的命题扭曲了我们的真实视野，引我们进入各种各样的不当行为之中。
大灯国师(17)曾说：“为了诱引瞽者亲近菩提，佛祖金口一开，如同游戏一般，词语源源而下，此后天地之间，遂满是言语争执，好比荆棘遍布。”这种言语争执可不是独独局限于远东。如果说基督“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18)，那是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别无选择，只能通过语言来传递他们的思考。
就像其他的语言一样，基督教的语言有时候是不适当的，有时是过于以偏概全的，有时是不严密的，因此，也就总是容易被人从不同的角度去做解读。当它们被视为工作假设，作为有用的参照系，以此来组织、应对人生的诸种现实，那么，由此形成的种种命题，其价值也就存疑了。
当这些命题被当作教义，等同于偶像，就会造成许多巨大的邪恶，诸如神学仇恨、宗教战争、教会帝国主义；同时也会造成一些微小的恐怖，比如发生在卢丹的那场可怕的狂欢，以及绪兰自我暗示出来的疯狂。道德家们喋喋不休地议论着要控制激情，他们这么要求当然有其道理。
然而不幸的是，绝大部分道德家并没有以同样的力度强调控制语言，并控制以语言为基础的理性。因激情所犯之罪，只会因一时热血冲动发生，而血液也仅仅是偶尔才会发热；可语言呢，永远伴随我们，而且语言（这当然是因为童年时成长环境所致）还充满了巨大的暗示的魔力，某种程度上它会为人的信仰符咒和魔法术做辩解。
比激情之罪更危险的乃是因信了唯心论而犯的罪——这些罪因那神化的语言所怂恿、培植而生，且由这种语言为其进行美化。当这种罪孽进行预谋时，人的脉搏正常；当此等罪孽施行时，人的血液冰冷；而且这样的罪孽还能坚定地延续相当长的岁月。
过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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