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性行为是纯洁的，还有一种世俗性行为在道德上、美学上却是污秽的。D.H.劳伦斯就前者写了许多美丽的小说；而让·热内(6)则以令人恐惧的强力和丰富的细节描写了后者。无论是伊甸园里的性交，还是下水道里的性交，它们都能引导个体超越那隔绝的自我限制。
但我们也许要悲观地猜测，这第二种性交是更为常见的，它引那些沉溺于其中的人进入非人的低下境界，激发人对一种更彻底的（与第一种性行为比较）精神错乱的感觉却不会对之留下任何记忆。因此，对于那些迫切渴望逃离自我监禁的人，放荡以及等同于放荡的一些怪异行为就具有了长足的吸引力——对此，下文将会有所描述。
在绝大多数的文明社群中，公众是谴责放荡和药物上瘾的，认为它们在伦理上是错误的。除了在道德上不受认可，这些行为还存在经济上的困难和法律上的制裁。酒税很高，麻醉品则不允许出售，某些性行为则被视为犯罪。但是，当我们抛开药物上瘾和性行为，去看那第三条向下的自我超越之路，我们会发现，道德家和立法者对此表现出一种不同的且更宽容的态度。
这第三条道路，就是集体性谵妄。这似乎会令人更感惊讶，因为集体性谵妄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更直接的威胁，对构成文明社会的礼仪、理性、相互包容的那薄薄的一层防护亦有更引人注目的恫吓作用，这是酒精和放荡所不能相比的。
不错，泛滥地、长期地沉溺于性交，或许就如J.D.尤恩曾指出的，会降低整个社会的能量等级，因此导致人类无法达到或保持一种更高水平的文明。药物上瘾也不遑多让，假如它也充分地普及，那么或许也会降低社会的军事、经济、政治效率。
在17、18世纪，生酒是欧洲奴隶贩子们的秘密武器，海洛因则是20世纪日本军国主义者们的秘密武器。一旦烂醉如泥，则黑奴轻易做了俘虏。而倘若中国人都药物上瘾，那么他们也就不会给那些征服者制造麻烦了(7)。
当然这两例都是例外，不过，如果一个社会不受外界影响，那么它通常可以与此社会里最热门的毒品达成协议，固然，此类药品对国家就好比寄生虫，但其主人（我们用隐喻来表达）却有足够的能力和意识控制这个寄生虫。上述情况也适应于性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它的性行为参照萨德侯爵的理论进行，那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而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社会接近于这样做过——甚至最为随和的波利尼西亚天堂里的人们，也有其关于性交的规矩、绝对命令和戒律。社会反对滥交，反对滥用药物，似乎在保护自身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然而，许多情况之下，在防御集体性谵妄及其通常的灾难性后果方面，社会却做得相当不成功。职业道德学家一面猛烈抨击酗酒，一面却对那些通过混入暴民而完成向下的自我超越（直至非人境界）者——这种集体性的迷狂其邪恶一样令人厌恶——保持奇怪的沉默。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8)然而，在两三百人之中，神是否在场就更可疑了。而当人群扩大至成千上万人，在每个个体的意识中，上帝在场的可能性几乎降至零。因为亢奋起来的群众（每个聚会的人群都会自动变得自我亢奋）本性就是如此，于是，当两三千人聚集，不仅神性将缺席，而且甚至连共同的人性都会消失。
意识到自己置身人群，将使得一个人抛弃自我隔绝的意识，带他滑向一种不具个性的领域，在此领域，人无需担责，无是非之分，无需思考，无需判断，无需辨别；他只会有一种既强烈又模糊的归属感，只会与人共享兴奋，只会陷于集体的精神错乱。
与放荡相比，这种精神错乱立刻就能持久延续，而且还没有那么费劲耗力；与酗酒或吸毒相比，第二天则很少有宿醉感。而且，人陷于集体性谵妄，不仅不会心中有愧，而且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还会自觉高尚，因而感到积极的快乐洋溢。
因此，宗教领袖、政府精英根本就不谴责这种集体迷狂所带来的向下的自我超越，相反只要有利于推动他们的目标就积极鼓励。在一个相互协作、目标明确的团体（这些团体构建了一个健康的社会机体）中，男男女女身为个人，表现出依据道德原则进行一定的理性思考、自由选择的能力。
然而，一旦涌入暴民之中，同样是这些男男女女，却表现得似乎毫无理性和自由意志。集体迷狂降低了他们的境界，使他们变得非个人化、反社会、无责任感。每一个亢奋的群体都有其秘密的毒药，身处其中的人皆中了毒，坠入一种高度接受暗示的状态，这有点类似一个人被注射了阿米妥钠(9)，或通过无论什么办法，被引入了轻度催眠状态之中。
在此状态之下，他们会相信任何胡言乱语，会执行任何命令或训告，不管它们有多么无意义、疯狂、罪恶。身处集体迷狂之下的男男女女，“任何谎言，三遍成真”，更不要说被念叨了三百遍的话，那就是《圣经》一般的启示，是直接被圣灵感动而说出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权势之辈（神父、统治者）从来没有明确宣布这种向下的自我超越是不道德的。不错，由反对派发动的，或者由异端理论怂恿的集体性谵妄到处都受到那些权势者的谴责，但是由政府发动的、冠以正统之名的集体性谵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凡是有利于教会和国家统治者的那种向下的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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