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通过集体迷狂的办法来达成的，那么它就要被视为合法，甚至是极其令人满意的。朝圣漫游、政治集会、宗教大会、爱国游行，诸凡此类，只要做这些事的人乃是我们的朝圣者、我们的集会、我们的大会、我们的游行，那么它们在伦理上就是正确无误的。
至于参加这些事的人因集体迷狂而短暂性地丧失人格，与他们虽丧失人格却可被利用来巩固宗教的、政治的权力相比，可以忽略不计。当政府、正统教会出于利益之需利用集体性谵妄时，他们也总是小心谨慎，不允许这种迷狂越过界限。
少数的统治者利用他们的臣民向下自我超越的渴望，首先是娱乐臣民使其分心，其次是使得臣民们陷于一种非人的状态，易于接受各种暗示。而大众则欢迎宗教的、政治的种种仪式，这样就有机会进入集体迷狂，而他们的统治者则有机会将自己的种种暗示注入那些暂时性失去理性和自由意志之人的心灵中。
集体性谵妄的最终症状，便是癫狂的暴力。因为集体性谵妄，最后导致无端的破坏行为、残忍的自残、野蛮的自相杀戮（没有任何目的，违反所有参与者的根本利益）等案例，在人类学家笔记本的每一页上，几乎都有记录；甚至在最为发达的文明社会的历史上，这种谵妄虽不那么频繁，却仍然有规律地发生着。
一念及此，难免为人类感到凄楚。当政府、教会的官方代表打算清除一小部分不受欢迎的人物时，他们就不再那么谨慎了，也不害怕激起那种他们无法确定是否可以控制的狂怒。这样的顾虑也不会约束到革命的领袖，领袖们是憎恶现状的，他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制造一场混乱，而当他们执掌了政权，他们或许就能重新恢复秩序。
当革命鼓动起人们向下自我超越的冲动时，它也引人达到疯狂和着魔的边缘。对那些厌倦了自我被隔绝，厌倦了因身处某个目标明确的团体而要肩负相关责任的人们，革命提供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机会，令他们在游行示威、公众集会中“摆脱一切”。
乌合之众等同于社会的癌症，它所分泌的毒液使其中的人失去个性，使他们开始表现出野蛮的暴力，而在正常状态下，人们是完全不可能这么野蛮的。革命怂恿其追随者们表现出集体迷狂这一最后的也是最坏的症状，然后引导暴民们的狂怒指向革命的敌人——那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当权者。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怂恿人类挖掘那最危险的向下自我超越冲动的手段，能达到如此完美的高度，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首先，人口密集度是有史以来最高，而将庞大的人群在相当距离范围内往复运输的技术、将他们集中在某个单体建筑或舞台的技术，比人类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有效率。
与此同时，新的、过去做梦都想不到的设备也被发明出来了，令暴民们亢奋起来，比如广播，它令煽动家那嘶哑的叫喊声无远弗届；比如喇叭，它放大了种族仇恨、好斗的国家主义那亢奋的声音，且予以无限的重复；比如摄像机（以前人们天真地以为“它不会撒谎”）及其衍生品，如电影电视，这三个发明使得带有偏见的幻想荒谬地、轻松地得到客观展示；最后，还有我们最大的那个社会发明，即免费的义务教育，现在每个人都识字，因此，每个人也就相应地被政治的、商业的宣传家所控制，他们掌控了造纸厂、铸字机、印刷机。
在过去，想要集中一伙暴民会受到种种条件限制，而现在只需每日一份报纸，再辅以放大的声音、璀璨的灯光，和一个雄辩的煽动家——而一个煽动家永远都同时会是集体迷狂的怂恿者兼受害人，那么你立刻就能将暴民们带入那种几乎没有思考力的非人状态。
在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这般轻易就能制造出如此之多的愚人、疯子、罪犯。在共产主义的俄国，在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在纳粹德国，激发人类对集体迷狂的致命嗜好的那撮人，最后都经历同样的发展过程。当这撮人处于在野党时，他们怂恿受其影响的暴民们变得极度暴力，然后，当这撮人取得政权，他们只会选择外国人或特定的替罪羊，让集体迷狂对之发泄。
既然已经在现状中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就严格控制这种向下发展的非人状态，不至于越过狂怒的标准。他们现在是新保守主义者了，因此集体迷狂首要的价值在于能提升臣民们对教唆的敏感性，以使臣民们对独裁者的意志更加顺从。
将个人放在人群之中，这是独裁者所知的清除独立思想的最佳解药，这也就是独裁者对“简单心理学”和私人生活坚持反对态度的原因了。“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除了思想，你们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10)毒品、世俗性行为、集体性谵妄，这是三种最为流行的引人向下的自我超越之路。
还有其他的道路，不过都没有这三条向下的大道受到那么多人的青睐，即便它们自然也能达到相同的去个性化的目标。举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节律运动。在原始宗教中，常常诉诸长时间的节律运动，目的是引导信徒进入非个性化的、非人的狂喜境界中。
许多文明都曾用这技术，为的是达到同样的目标，比如希腊人、印度教徒、伊斯兰世界里苏菲教派的苦行僧，基督教里包括震教徒(11)和圣滚者(12)等。在这些案例中，冗长、重复的节律运动是一种刻意的仪式，目的是引发信徒向下的自我超越。
历史记载中也不乏偶然发作的种种无意识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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