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制的抖动、摇摆、晃头等行为。这些症状在此地被称为毒蛛舞蹈症，在别处被称为圣维特斯舞蹈症，通常是在战争、瘟疫、饥荒之后发生，在疟疾横行的地区尤其常见。陷入这种集体疯狂病症的男男女女，他们虽然没有意识，其目的与那些以舞蹈作为宗教仪式的信徒们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借此逃离自我隔绝的状态，进入那种无需担负责任、无需对过去有负罪感、无需对未来焦虑的状态，在那时他们只需关注当下的至福——他们意识到自己成为了另一个人。
与这种制造狂喜的节律运动仪式紧密联系的，是制造狂喜的韵律仪式。音乐，就如同人性一样广大，它总有许多话要对各阶层的男男女女说，既包括那些自恋的感伤主义者，也包括那些喜欢抽象的知识分子；既包括完全遵循本能生活的人，也包括进行灵修生活的人。
音乐有不计其数的形式，其中一种作为一种特效药，部分具有兴奋作用，部分具有麻醉剂的作用，随人选择。不管一个人有多么文明，他都不能在长时间倾听非洲鼓、印度诵经或威尔士的颂歌之后还能完整保持其批判的、自觉的个性。
如果将一帮系出名校的最杰出的哲学家关在一个闷热的房间里，让他们与摩洛哥的苦行僧或海地的伏都教(13)信徒共处，且拿出秒表测量他们对那些信徒的韵律声的心理抵触的强度，想来一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逻辑实证主义者会比主观唯心主义者坚持更长时间吗？
马克思主义者会比托马斯·阿奎那的信徒或吠檀多(14)学家的神经更粗糙一些吗？这一实验该会是多么迷人且富有成效啊！但与此同时，有一点我们是可以做出安全预测的，即长时间置身于那单调的手鼓声和诵经声之中，每个哲学家都必将与那些野蛮人一起雀跃、咆哮。
可以说，节律运动、韵律声音的方法已经叠加在集体性谵妄的技术之上。但是仍然有一些小路，那些对人群不感兴趣的孤僻的旅行者，那些对原则、体系、伟人（因他们的名字人群汇集）没有什么信仰的人选择走这些小路。其中一条私密小径，就是箴言之道，这种方式亦被基督徒们称为“徒劳重复”。
在公开崇拜仪式中，“徒劳重复”几乎总与韵律结合在一处。诸如祷文之类的话被人吟唱，或至少吟诵；如同音乐一样，这样的吟唱或吟诵能取得类似催眠的效果。当“徒劳重复”只在私密环境下发生的时候，它不是因为韵律声音而作用于人的意识（因为仅仅默想这些词语也一样生效），而是因为人的注意力、记忆力高度集中。
反复重复相同的词语和句子常常导致一种轻微的，甚至较深的催眠状态。一旦发生，那么或许这种恍惚的状态本身就受到人的喜欢，给人一种非个性化的、成为他者的愉悦感；又或者，精心利用这种状态，以自我暗示提升个人操守，并为向上的自我超越的终极目标之达成做好铺垫。
在后文中，我还将对第二个可能性予以进一步的阐述，此刻我们集中探讨“徒劳重复”作为一种向下之路，是如何导致人陷于自我认知的异化。现在我们必须要探讨一种严格的生理手段，它助人逃离自我隔绝的状态，我指的是肉体苦行。
集体性谵妄的最终症状乃是极度暴力，但这种极度的暴力却并不永远是朝向外部的。而在宗教历史中，却充斥着有关群体自鞭、自割、自阉甚至自杀的阴森故事。这些群体性现象的产生，根源于集体性谵妄发作，人在疯狂的状态之下，便做出这些事来。
与之大不相同的是私人状态下冷静进行的肉体苦行，这种自我折磨源于个人意志，而其结果（至少在一些案例中）则是当事人暂时性地脱离自我隔绝状态，转变为其他什么东西——就其本身而言其实就是人对肉体疼痛的意识，这意识如此强烈，使当事人排斥其他修行方法。
因为疼痛，这自我苦行之人确证了自身的存在；因仅仅关注自身受罪的身体，他便遗忘过去的罪孽、当下的挫折、对未来的强迫感与焦虑——这些原本构成神经质自我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如此一来便有一条逃离自我的向下之路，使人进入纯粹的肉体苦行的状态中。
但是这种自我苦行者无需停留在非个性化的意识之中，像那些利用“徒劳重复”达到自我超越的人一样，他也可以利用这种暂时性的脱离自我的状态，就像走过一座桥，向上进入灵修之生活。这也导致了一个非常重要且困难的问题，即在何等程度上，在何种情况下，一个人可以利用向下的逃遁之路，作为走向灵性的、向上的自我超越的办法呢？
乍一看，似乎很明显，向下之路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向上的路。但在“存在”的领域，事情并不像在我们那由词语构建的漂亮整洁的世界那般简单。在实际生活中，向下的运动或许有时会成为向上运动的开始。当自我的躯壳被打破，潜伏在个性之下的潜意识、生理上的他者之感开始浮出意识表面，有时我们一瞥之间，就发现了那飞逝的、天启般的他者，就是那神圣万有之疆域。
但只要我们被拘束在我们自己那隔绝的自我之中，我们就无法意识到那与我们相连的种种“非我”——诸如器官的“非我”、潜意识的“非我”、精神介质（我们所有的思考、情感都在其中发生）中那集体的“非我”，以及那固有的、超越的圣灵之“非我”。
任何对自我隔绝的逃离，即使采取的是向下的道路，至少也可能使人短暂意识到每个维度的“非我”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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