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在那儿的最后一晚，赛吉和芭比请了一些朋友和相识在花园里共进晚餐，全是荷兰的朋友和相识，没有一个法国人，他们都在这附近拥有第二套房。“别担心，”赛吉说，“只是一个小圈子，都是很好的人，真的。”十七个荷兰人，还没算上我们三个，晚上就拿着酒杯、端着盘子站在花园里。
其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女演员（“没工作没男人。”第二天早晨克莱尔对我说）；还有一个骨瘦如柴的退了休的芭蕾舞动作设计者，这人只喝他自己带来的半升装的伟图水；另外还有一对不停地挑剔对方的男同性恋作家。芭比摆了个自助餐，有沙拉、法国奶酪、小香肠和法式长棍，赛吉则献身于烧烤，他弄了个红白格子的围裙系在胸前，烤着汉堡包和吉卜赛串。
“烧烤的艺术就在于火要恰到好处，”晚饭前的几个小时他对我说，“其他的都是芝麻绿豆。”我接到个任务：收集干树枝。赛吉喝得比往常都要多，烤肉架边立着一瓶外面套着篓子的葡萄酒，也许他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个夜晚的成功，比他肯承认的还要多。
“在荷兰，他们现在这会儿就只会蹲坐在他们的土豆加酱汁前，”他说，“这简直不能去想。这儿的一切才叫生活啊，伙计们！”他用肉叉指向那些保护着花园不受贪食之人侵犯的树丛和灌木。今晚所有我与之交谈过的荷兰人，都或多或少有同样的故事要讲，甚至经常是用同样的言辞。
他们一点都不羡慕嫉妒他们因贫困或其他各种责任而留在家乡的同胞们。“我们在法国这儿过着如同上帝一般的日子。”一个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在减肥产品领域工作了很多年的女人如是说。我开始还以为，她可能是想让自己显得幽默风趣，但后来我明白了：她确实是认真的！
我看着那些人，他们手中执着葡萄酒杯，映照在金黄色的光线之下，那是由赛吉安排在花园的战略性位置上的众多火把和舞会的灯光交织而成的光线。我的耳边传来了电视广告中那个老演员的声音，十年前——还是二十年前？“没错，在法国的生活真的如同上帝一般。
喝着干邑白兰地，吃着正宗的法国奶酪……”我的鼻子里又钻进了波尔斯因奶酪的气味，仿佛恰恰在这一刻，有人正用所有法式奶酪仿制品中最恶心的一种，涂抹了一片吐司，然后递给我。受灯光和这种恶臭的混合影响，我兄嫂的花园庆祝会使我觉得，它就好似一则腐败了的过时广告：一则二十年前的奶酪仿制品的广告，里面一克法国奶酪都没有，正如这儿——多尔多涅的中心的奶酪一样，在这儿，他们所有的人只是在扮法国人，真正的法国人恰恰通过他们的不在场而显目。
对一些反荷兰人的话语，他们所有人只是耸了耸肩。“这些顽劣的年轻人！”那个失业的女演员说。广告公司的一个文案员卖了“店”，打算在多尔多涅永久定居，他认为这些话主要是针对从荷兰来这儿度假的人，那些人所有的食品都是从家里带的，不会为当地的零售业花一个子儿。
“我们不一样，”他说，“我们在他们的饭店吃饭，在他们的酒吧喝保乐力加，读他们的报纸。如果没有像赛吉以及其他很多这样的人，可能他们的砖匠或白铁匠都要关门大吉了。”“更不用说那些葡萄酒农了！”赛吉说着，举起杯子，“干杯！
”后面的远处，花园的阴暗角落里，灌木丛附近，那个骨瘦如柴的芭蕾舞编舞正和那对男同性恋作家中年轻一点的那个拥抱狂吻。我看到一只手消失在衬衫下方，立即撇过目光。我在想，假如那些反荷的人不仅仅停留于话语会怎样？
也许把这群好吃懒做、自由散漫的家伙吓走，并不需要花多大的力气。只要一点真正的暴力威胁，荷兰人很容易就会害怕。刚开始的时候，打破几片窗玻璃就够了，如果还没达到预期的效果，可以再烧掉一些二套房的玻璃。不用太多，因为此项行动的目的在于，使这些房子的所有权重新回到本来就有权利拥有它们的人的手中，比如年轻的法国人或刚结婚的小夫妻，由于现在暴涨的房价，他们只能住在父母家里。
这些荷兰人在这块地区把房价搞得乌烟瘴气，甚至连个古堡废墟都贵得吓人。这些废墟经过要价相对较低的泥瓦工的改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空着、关着。仔细想想，还真令人惊异，到目前为止鲜有事故发生，而当地的居民最多只是涂鸦几下而已。
我扫了一眼草坪，此间有人放上了一张伊迪丝·琵雅芙的CD。芭比在庆祝会前就在身上裹了件宽松的黑色透明晚礼服，现在正尝试伴着不确定的、微醉的舞步，放声唱了起来：“不，我没什么可后悔。……”如果砸玻璃或放火都不能达到想要的结果的话，那就必须采取些更强硬的措施，我还在想。
人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把荷兰软蛋从他的房子里引出来，即骗他说带他去认识一个价钱很便宜的葡萄农，实际上是把他引到一片玉米地痛打一顿——不光是一顿拳打脚踢，还有棍棒相加。或者随便在哪儿看到一个荷兰人在街上瞎逛，拎着个装满法式长棍和葡萄酒的篮子走在个拐弯处，或是从超市回家的路上，人们可以让所驾车辆如避开障碍物一般突然转向——几乎是出于疏忽。
之后人们就会一直说“突然一下他就出现在了引擎盖上”——也许根本什么也不说，就让这荷兰人像只被轧死的兔子一样躺在街边，然后在家里销毁保险杠和挡泥板上可能留下的痕迹。只要使馆的人一到，所有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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