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知道油桶里还有东西？它是空的呀，我发誓，它是空的。”他和他的堂兄弟真的全然不知一个空油桶还有可能爆炸，这点有用吗？还是说，在一个其实是常识的事实面前，他们在装傻？天然气、汽油烟雾，绝对不要扔火柴到一个空油桶附近——不然为什么在加油站不允许打手机呢？
因为空气中的汽油烟雾有爆炸的危险。是这样吗？但这些我都没有说出口。我没有攻击他，没有尝试去驳倒他为了给自己脱罪所发表的论调。因为他究竟有多无辜呢？是不是当一个人用台灯砸另一个人的头时，他是无辜的，而当他无意中把同一个人烧死了就是有罪的了呢？
“妈妈知道吗？”对，这是他问的。那时候就问过了。我摇摇头。就这样，我们俩在他的房间里面对面站着，沉默了一阵，两人的手都插在裤兜里。我没有再问下去，比如没有问他脑子里进了什么，他和他堂兄弟怎么会想出向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头上砸东西这种主意。
回过头想想，我非常确定自己就在那一刻，在我们双手插进裤兜站在那里沉默的几分钟内，做出的决定。我不禁想到，有一次米歇尔把一只球射到了一家卖自行车的店的窗玻璃上，那时他八岁。我们一起去找了店主，表示愿意赔偿他的损失。
但店主觉得远远不够，开始了针对这些“混球”的长篇大论，说他们天天在他的门前踢球，还“故意”把球往他的橱窗玻璃上踢。“早都算准了，早晚有一天会砸破玻璃的！”他说，并补充道，“这正是那帮小子的居心。”听卖车人讲话的时候，我握着米歇尔的手。
我那八岁的儿子低下头，知错地盯着地板，还不时地捏捏我的手。恼怒的店主把米歇尔也算作那帮混球一类，而我儿子的知错态度如此明显——这两者不幸的组合让我不自觉地转了台。“啊，闭上你的嘴！”我说。柜台后的店主开始表现得好像他听错了。
“您刚才说什么？”他问。“你明明听得很清楚，蠢货！我和我儿子来这儿是为了补上你的狗屁玻璃，不是来听你对那些踢足球的孩子尖酸刻薄的连篇废话的。我们的主题究竟是什么，你这蠢货？是一块破了的窗玻璃。这完全不代表你有权这样喋喋不休地辱骂一个八岁的孩子。
本来我是来这儿补偿你的损失的，可现在我连一个子儿都不会付。你自己想办法去弄钱吧！”“您听好了，我不会就这样让您侮辱我，”他说着，欲从柜台后走出来，“是这些蛮横的小子打碎了玻璃，不是我。”柜台旁边有个立式自行车打气筒，是个经典款，带脚架的，气筒被固定在一块木板上。
我弯下腰，抓起气筒。“站在那儿别动，”我很平静地说，“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块窗玻璃。”我的声音里有着某种东西，我到现在还记得，不管怎样，它让店主乖乖地听话，然后退后了一步，重新回到柜台后面。我听上去真的出奇地平静，也没有晕头转向，握着气筒的手抖都不抖一下。
卖车的称我为“您”，我也许看上去像个绅士，实际不是。“请冷静，”他说，“我们并不想干出什么蠢事来，对吧？”我感觉到米歇尔的手握着我的手指，又重新捏了两下，比之前的几次都要重。我也捏了捏他。“窗玻璃多少钱？
”他眨了眨眼。“我上了保险，”他说，“只是——”“我没问这个。我只是问，它多少钱。”“一百……一百五十盾。所有加在一起两百，包括工钱等。”为了从裤兜里摸钱出来，我不得不松开米歇尔的手，然后甩了两百在柜台上。
“就是这个，”我说，“我是为了这个才来的，不是来听你关于踢球孩子们的狗屁废话的。”我把打气筒放了回去。我觉得很愤怒，是愤怒和恼火的混合体，就像你击不中网球时的感觉：你很想拍到它，但总是拍空，你的手臂和网球拍感受不到阻力，而是在击打空气。
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到今天也一样：在内心深处我觉得很遗憾，卖车的这么快就屈服了。我想，如果我真的把气筒砸下去了的话，我可能不会那么生气。“瞧，我们把这些事很好地解决了，对吧，亲爱的？”回家的路上我说道。
米歇尔又牵起了我的手，但他没有回答。当我看着他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里有泪水。“怎么了，亲爱的？”我问。我停了下来，走到他面前蹲下。他咬着嘴唇，然后开始放声大哭起来。“米歇尔！”我安慰着他，“米歇尔，听着，你不需要伤心。
那家伙真的不是个好人，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你没做错什么，你只是把一个球踢进了一扇窗而已，这只是个意外。意外随时都在发生，所以他无权对你说那些话。”“妈妈，”抽泣的过程中他不时地叫着，“妈妈……”我感到心里有些什么在抽搐，或者更准确地说，心里有些什么不可想象、不可名状的东西在蔓延：一排树篱，一根帐篷支架，一把正在撑开的雨伞。
我害怕自己没法再振作起来。“妈妈？你想去找妈妈？”他重重地点了点头，并用手抹了抹被泪水沾湿了的脸颊。“我们要快点去找妈妈吗？”我问，“我们要把我们一起做的一切告诉妈妈吗？”“是。”他尖声说。起身的时候我在想，我会真的听到一声咔嚓声，在脊柱或更下方的位置。
我牵起他的手，继续向前走。在快到我们家的街角处我注意到，他的脸还是潮湿通红的，不过他已经不再哭了。“你刚刚看到了吗，那个家伙有多害怕？”我说，“我们几乎什么也不用做。如果单是他的缘故，我们连玻璃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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