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事情发生了。然后是荷兰历史！八十年战争，我现在还能记得，我曾经希望西班牙人能打赢。在威廉·奥兰治被刺杀后，曾经短暂地闪过一丝微弱的希望之光，可是最终还是被这帮宗教狂热分子把胜利抬回了家，从此，荷兰和比利时陷入了一片黑暗。
我印象最深的还有，我们的历史老师常年把二战当作一根肥香肠架在鼻子前。‘在高中我要详细讲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可是当我们到了高中，他还是一直在讲威廉一世和比利时的分裂，从来没到过二战。几句关于战壕的话，算是让我们小尝滋味。
只有一战，撇开当中的大屠杀不看，真的很无聊。这真没劲。事件太少了。后来我听说，历来都是如此，二战永远都不会讲到。过去的五百年里最有趣的一个时期，对荷兰亦是如此，因为自从罗马人得出结论，这片土地不是他们的菜之后，这里直到一九四○年五月，本土就再没发生过什么值得注意的事。
我是说，当国外的人说到荷兰的时候，他们可以说谁呢？说伦布朗，说凡·高，说画家。如此说来，唯一轰动世界的人物，就只有安妮·弗兰克了。”校长又一次挪动他桌上的那张纸，并开始翻阅一个不知怎么我有点熟悉的东西，它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是一个有透明封面的册子，学生们一般会用它来夹论文。
“……这名字能让你想起什么吗，保罗？”他问道。他提起我班里的一个女学生的名字，在这里，我特别略去了这个名字。那时候我曾下决心忘记这个名字，而我也成功了。我点点头。“那你还记得你对她说了什么吗？”“有点印象。
”我说。他合上文件夹，并把它放回桌上。“你给了她一个五分，”他说，“当她问你为什么的时候，你回答——”“给你五分完全合理，”我说，“那真的是一个相当马虎的论文。那样的水准在我这儿是得不到好分数的。”校长微微笑了笑，但他的微笑很尴尬，像酸了的牛奶冻住了一样。
“我得向你承认，从质量上来说，这篇论文也没有给我留下多深的印象，但是我们讨论的是别的事。是……”“除了二战，我还讲了之后的一大段历史，”我又一次打断他，“朝鲜半岛，越南，科威特，近东和以色列，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巴勒斯坦人。
所有这些，都是我讲过的素材。所以你真的不能就拿这样的一篇关于以色列的论文来交差：写的是那儿主要产甜橙，人们会穿着凉鞋围着篝火跳舞，到处都是欢快幸福的人，还有沙漠里重新开满了花这样的废话。我要说的是，那里每天都有人被枪射死，公交车被炸毁。
而这里写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她号叫着跑来找我的，保罗。”“如果我教了一群那样的垃圾，我也会号叫的。”校长看着我。我察觉到了他眼神里的一些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东西：是中性的，还是说不知所云更合适，大概就跟他的鱼骨西装一样不知所云。
此时他又向后靠了靠，这回比先前还要往后。他是在拉开距离，我想。不是距离，我马上纠正了自己：是离去。“保罗，你就不能跟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说这些事。”他说。就连他的声音里，也潜入了一种中性的语气。他不想和我讨论了，他在通知我他的意见。
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现在问他为什么不能说这些事，他一定会用“就是不能说”来回答。很快，我想了一会儿那个女孩。她有张漂亮的但是太过晴朗的脸——没有理由的晴朗，一种欢快的但没有性征的喜悦，同样欢快与没有性征的还有她论文中一页半的关于摘甜橙的描写。
“这种事在足球场上侃侃倒是有可能的，”校长继续说，“但在学校里无论如何不行，无论如何在我们的学校里不行，作为老师就更不行了。”我对那女孩到底说了什么，现在真的一点都不重要了，我很想马上先说这句话。但这只会扯开话题，补充不了什么。
有时候，有些事，就这样从嘴里不经意地漏了出来，有些时候也许又会后悔。不，也许不该叫后悔，说得确切一点，听话的人这一辈子都会将你说的话刻在脑子里。我想到她晴朗的脸。当我跟她说了那些话之后，她的脸碎了，像一只花瓶一样。
或者更像一块玻璃，被太高的音频震碎了。我注视着校长，感觉到我的手握成了拳头。慢慢地，我觉得够了，这个讨论我已经没有兴趣再进行下去了。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鸿沟不可逾越。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俩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有时对话会突然顿住。
我盯着校长，脑子里想象着我对准他阴沉沉的脸挥上一拳的情景，紧挨鼻子下方，我的全副手指骨节，不偏不倚，正中他鼻孔和上嘴唇之间的空处。牙齿掉落下来，鼻血喷涌而出，我的想法变得一清二楚，但我也有我的怀疑：是否这样我们就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了呢？
我不能就停留在打一顿而已，我可以把他那不知所云的面孔也整个毁掉，即使它已经没法变得更丑了。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我在学校的职位是保不住了，尽管这是眼下我担心得最少的事。仔细研究一下，其实我的职位早就让我不堪忍受了。
从我第一次踏进这个学校的大门时开始，就流传着这个职位让人不堪忍受的言论了。剩下的都只是缓刑。我在这儿，站在讲台前讲的那么多节课，全都是缓刑。问题还在：我是不是该把校长打倒？该不该把他变成一个牺牲者、一个会赢得人们同情的人？
我想到成群的学生会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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