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呢？后来克莱尔病了。克莱尔，这个从不生病的人，最多有几天着了凉，不过还是到处乱跑，还从来没有因为流感卧过一天床的人，住院了，住了一天又一天。我们对住院没能做好准备，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没能做好防护措施。
早上的时候，她觉得——按她自己的说法——有点虚弱无力，但她还是出了门，告别的时候还吻了一下我的嘴，然后就骑上了自行车。中午我再见到她时，她的手臂上已经插了几根输液管，床头是一个哔哔叫的仪器。她试着向我微笑，但是显然很费力。
外科医生在走廊里向我示意，让我出去，他想跟我单独谈一谈。我现在不会说克莱尔到底怎么了，我觉得这是私事。一个人生了什么病，与别人无关。不管怎么说，要不要说是她的事，不是我的。我最多只能说，这不是有生命危险的病，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完全不清楚究竟是什么。
这个词被打来电话的朋友、家人、相识以及同事多次挂在嘴边。“有生命危险吗？”他们打探着，声音有些迷离，不过想要得到轰动答案的心理却表露无遗——如果有机会与死亡近距离接触，而当事人又非自己……他们是不会让这样的机会溜走的。
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我多想能给他们肯定的回答：“是的，有生命危险。”因为我很好奇，电话另一头会出现怎样的无声。虽不想在此过多地谈论克莱尔生病的细节，但还是简短地说一下外科医生在以严肃的表情通知我下一次手术之后对我说的话。
“是的，这不是个小问题，”在他赐给我一段间歇，让我笑话这个最新的消息之后，他说道，“一夜之间，整个生命机体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会尽力的。”后一句，他用了一种几乎是明快的语气，一种与他的表情完全不相称的明快的语气。
再后来呢？后来一切越来越坏。或者说：一切可能朝着坏的方向发展的，都真的朝坏的方向发展了。手术一个接一个，克莱尔床边的仪器越来越多，橡皮管从她的身体接出来，另一端又消失回身体里。这都是让她维持生命的仪器和橡皮管，而第一天的那个外科医生到最后也放弃了他明快的声音。
他还是一直说，他们会尽全力，但在此期间，克莱尔已经瘦了二十公斤，而且没有别人的帮助已经无法在床垫上欠起身来。我很高兴，米歇尔没有看到她这个样子。一开始，我还鼓励他跟我一起去医院探视，但是他好像没听到我说的话一样。
在之前所说的那天，在他妈妈早上离开家、晚上就没有再回来的那一天，我还特别营造出不同寻常的喜庆的氛围，好像去别人家拜访并且过夜，或是像幼儿园组织的郊游。我们一起去那家都是平民的小酒馆吃了饭，那时候排骨配薯条就已经是他的最爱了。
就在一切都进行得很好的时候，我告诉了他发生的事。我给他解释，同时又顾左右而言他。有些事被我掩饰了，尤其是我的担心害怕。饭后我们租了张影碟，允许他比以往晚睡，即使第二天他还得上幼儿园。“妈妈还会回来吗？
”当我给他晚安吻时他问我。“我把门开一条缝，”我回答说，“我再看一会儿电视，这样你还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第一天晚上，我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是克莱尔请求我这样做的。“别慌，”她说，“也许一切都没那么糟，几天之后我就回来了。
”那是在我已经跟外科医生在医院的走廊里谈过之后。“好，”我说，“不慌。”第二天下午，幼儿园放学之后，米歇尔没有再问起他的妈妈。他要我把他自行车后的两个小轮子拆下来，在几次摇摇晃晃的尝试之后，他最终在公园的矮树篱前停了下来。
“你确定吗？”我问。那是一个晴好的五月天。他从那儿骑到下一个街口，然后又骑回来，没有一次失去平衡。经过我身边时，他放开车把手，双臂伸向空中。“他们明天就要给我动手术了，”那天晚上克莱尔说，“但是他们究竟要做点什么呢？
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没跟我说的内容？”“你知道吗？米歇尔今天要我帮他拆了自行车后的小轮。”我问她。克莱尔闭了一会儿眼，她的头深深陷入枕头，似乎更难受了。“他怎么样？”她轻声问道，“有没有很惦记我？”“他很想来看你，”我说着谎，“但我觉得再等等比较好。
”在这里，我就不说克莱尔住的是哪家医院了，总之离我们家不远，我可以骑车去，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开车，十分钟之内就能到。在我去探望克莱尔的这段时间里，米歇尔就待在一个也有孩子的女邻居家。有时我们的保姆也会来，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住在与我们相隔几条街的地方。
对于医院究竟哪里失败的细节，我没兴趣一一悉数，我只想劝告那些爱惜生命的人——自己的或家人的生命——坚决不要去那里诊治。这同时也是我的两难境地：克莱尔住哪家医院与其他任何人无关，但同时我又想警告所有人，哪怕仅仅是靠近都不要靠近那家医院。
“你还能行吗？”一天下午，克莱尔轻声对我说。我想，那是在第二或第三次手术之后吧。她的声音听上去是如此虚弱，以至于我必须把耳朵几乎贴在她的嘴唇上，才能听见她说的话。“你需要帮助吗？”当她说到“帮助”一词时，我左眼的肌肉或是一根神经开始跳动。
不，我不要帮助，我做得很好，或者说，我自己都很惊讶，我竟然能把一切做得如此之好。米歇尔准时去上幼儿园，而且刷了牙，穿着干净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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