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知（而我确知），全台湾及大陆，还有香港澳门，有史以来，除了我自己之外，只有一个半人有过这个共同经验。是好是坏暂且不谈，总而言之，只有我们这两个半人是北京美国学校小学部最后一届毕业生，而其中两个同时又是台北美国学校初中部第一届毕业生。
也许应该先澄清什么算是半个人。这个人是个白俄，名字是乔治·卡诺夫，但称他为半个人并不是因为他是白俄。我们是北京美国学校的小学同班。他父亲官拜将军，是帝俄时代的贵族，因苏联十月革命而流亡到北平，1949年又流亡到台北。我想就算在反共恐共到白热化地步的50年代初的台湾，乔治·卡诺夫这家人也算是非常反共恐共的人了。正是这样，朝鲜战争一爆发，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美国决定派其第七舰队防守台湾海峡，他比谁都兴奋，就在当天下午，不晓得他哪里弄到一瓶威士忌，约我和另一个小学同班，就是前面提到“一个半人”中的那“一个”，刘岩，在校舍后面喝酒庆祝。刘没有喝，我喝了一口，乔治·卡诺夫则一人喝了将近半瓶，不到半小时就醉倒在地。第二天，他就被开除了。
所以，他并没有读完台北美国学校，所以只能算半个。之后两三年，我偶尔会在他们家另一个白俄朋友开的台北“明星咖啡室”见到他。再之后就失去了联络，至今下落不明。
当年曾经就读过北京美国学校（即使在“北平”时代，校址在干面胡同的北京美国学校Peking American School 仍一直用“北京”），今天在台湾肯定不止我们三人。我知道的就有世交金大哥金懋辉。不过，他比我高很多班，事实上，当我胜利之后由重庆回北平入北京美国学校的时候，他早已经高中毕业了。
我想今天还是有人不明白为什么当年在北平，或今天在台北，会有一个“美国学校”，也不明白为什么竟有中国家庭送子女去那里上学。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我这里只想回忆一个我个人的经验和感受。
坦白地说，我从幼儿园时代就开始念外国学校了。要追问为什么的话，就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讽刺：为了抗拒帝国主义。
我的父亲张子奇故世多年，他在参与辛亥革命之后去了日本留学，一住十年。“七七事变”之后，我们家虽然一直住在北平，但我父亲在天津任电话局局长，因此那里也有幢房子，在英租界。那个时候，平津早已被日军占领，但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租界是唯一安全地带。日本人知道我父亲，不但一定要他交出设在英租界的电话局，还要他加入伪政府，甚至于要以绑架我们兄弟姊妹来威胁。那时我才三岁多，我父亲于是不得不送我和我两个姐姐去上天津法国学校，圣路易。绑架真可能发生，而且出现过不止一次紧急情况。这样一直僵持到“珍珠港事变”，英美正式向日本宣战，租界地因而也成为被占领领土，我父亲已无处可躲，才只有急忙先我们而逃往重庆。次年，1942年，我正在法国学校念一年级，情况越来越危险，我母亲才带着四个小孩儿，我们姊弟三人和一位朋友托带的女儿，走旱路，逃难到了大后方。
换句话说，是因为我父亲坚决不受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不当汉奸，我才上了外国学校。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非但自然，也是不得已的。但问题在于，在重庆念了三年德精小学，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父亲为什么又把我送去美国学校。这有主观客观两个因素。
客观，当时北平没有一家小学肯收我这个插班生，而只有北京美国学校肯。主观，我父亲认为，二次大战前，日文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外文，但他觉得以后必定是英文的天下。就这样，我插班入了北京美国学校四年级。因为逃难，我的学业耽误了一年多，1948年夏，我小学毕业。
好，又一个问题来了，那到了台湾，为什么又去上了台北美国学校？这次非常简单，没有什么主观因素，全是客观因素，而这个客观因素对我来说，至今仍留有一道伤痕。
因为手上只有一张北京美国学校的小学毕业证书，台北大部分的中学都不准许我报名。虽然有两家准许，但我都没有考取，美国学校出来的数学太差。最后，还通过介绍，我才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板桥中学。家在台北龙泉街而上板桥中学可真麻烦，先在水源地乘小火车去万华，再转大火车去板桥。反正年纪轻，也不觉得苦，倒是感到非常兴奋。因为在同辈或一般人的眼中，我不“奇特”了，至少当时我这么以为。
一学期下来，我每门课，甚至于包括数学，都是九十分以上，唯独“品行”，学校给了我五十九分，将我开除！
50年代初的台湾中学教育，更不要提社会风气，我想也不用我来介绍了。总而言之，比今天保守十倍。大陆带来的传统家长式教育与日本殖民者留下来的权威式教育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座死硬的大山，就等着像我这样一个受过几年西方教育的卵，来击它们的石。所以，尽管当时我毫无觉察、完全无辜，但我已经命中注定是，借用美国一个说法，一个等待发生的意外。
受美式教育的影响，我上课的时候喜欢提问题，偶尔还和老师争论。我的打扮也比较美国化，我尤其喜欢戴棒球帽。我经常找女生讲话、开玩笑，约她们一起吃午饭，或她们约我一起乘火车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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