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平常而正常的事，但你可以想象在1950年的板桥中学训导处看来又是一种什么行为。偏偏我书念得很好，但“目无尊长”（及其他）的态度和行为，对校方来说，可要比什么都可怕。初一上结束前几乎整整一个月，因“屡诫不改”，每天升旗之后，第一堂课之前，我要自己去训导处，自己找出尺子，再将尺子送给训导主任，然后请他先在我的左手打上十板，再在我的右手打上十板。
结果还是开除。理由？如果说我不听师长教诲，那就算我不服气，也无话可说。但板中，混蛋的板中，给我家里的理由竟然是——泡茶室玩茶女！
这是我第一次（但，我想你们也猜到了，并非最后一次）领教莫须有罪名的味道。我想我父亲很清楚原因在哪里，所以就让我在家先待一阵看看，每天练练大小字、写写日记、读读《文选》、钓钓鱼、打打球，偶尔看场电影……不到三个月，刘岩来电话说台北美国学校刚成立了初中部，正在招生，于是我又从初一念起。
当时校址是中山北路马偕医院对面，学生一共不到三十人。初一只有我和刘岩和稍后来的乔治·卡诺夫。我还记得我们三人第一次在台北碰面，还去了“明星”喝了一杯热巧克力。
第二年，美国学校买了孙连仲将军也在中山北路的三层楼房为新校址。这时，因为美援，学校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倍的学生。学校也比较上了轨道，相当于美国任何一般中学，也就是说，初二开始还要学拉丁文。乔治·卡诺夫这时已被开除，但我们班上另外多了三个外国学生，其中两个是美国男孩，一个是父亲在农复会任森林专家的哈利·弗瑞兹，另一个是父亲好像任台湾银行经济顾问的莱纳德·戴维斯，以及父亲搞进出口的韩国女孩艾琳崔。教我们的是美国老师梅丽特女士。到了初三又有了魏小蒙。因此，1952年，台北美国学校初中部第一届毕业生就是我们这六个人。我记得我们毕业典礼请的贵宾，因我们毕业班四个男生的坚持，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邀请了鼎鼎大名的“七虎”篮球队，而他们也竟然莫名其妙地来了。
北京美国学校，1947。作者为前排右三（作者提供）
台北美国学校，1951。作者为近右一处，坐于草坪（作者提供）
我就读的那么几年，台湾社会关于台北美国学校的辩论和批评似乎未曾间断，也无结果。有的基于民族主义，例如“崇洋媚外”；有的说这种学生都是进不了中国学校或中国学校根本不要的“不良子弟”（倒是部分形容了我的情况）；有的指责送子女上美国学校的中国家庭，不是有钱，就是有势，就是有权等等。
前两类批评，因为比较感情用事，所以很难辩解，但第三个指责，在相当程度上是相当有根据的，尽管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和刘岩和其他一些家庭。我父亲到台湾已经半退休，但就算在大陆时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中上级官僚。刘的父亲是总领事级的外交官。至于经济情况，我们两家都谈不上富有。然而我也知道，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在5毛台币一碗鱼翅羹的台北，无论是本省人家庭还是随政府来台的外省人家庭之中，能付得起初一时每月7美元到初三时涨到每月21美元学费的，也恐怕只能说是少数。
那50年代初，台北美国学校是不是算是有钱有势有权的家庭的子女就学？当然有。无论是和我同班、低一班或更多，就有一般人眼中的大官的子女，像桂永清、黄少谷、孙桐岗、孙连仲、周至柔、黄仁霖、魏景蒙等等。真正有钱的巨富也应该有，只不过我多半不认识，我只记得有一位姓林的小学二年级学生过生日，不但请了全校一百来人参加这小子的生日宴会，还招待我们全体师生去参观他们家在金瓜石的金矿。
所以，当时台北美国学校的中国学生，尽管才不过上百人，在各种场合却引起几乎普遍的不满和反感。一个个小小年纪、满口英文不说，同时又是一个个乔治、玛丽、保罗、莉莉……然后是在台北街头“招摇过市”的“奇装异服”。但你说奇也好、异也好，甚至于今天说有什么了不起也好，台北美国学校的学生的确是台湾第一批穿牛仔裤的，和十三太保太妹差不多同时。也许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首当其冲地引起了当时日渐兴起的青少年帮会的注意。例如，以中山北路为地盘的“十八罗汉”，就是一个喜欢找我们麻烦的帮派。这可要比当时报纸杂志对我们的任何批评和责骂要真实恐怖得多了。
我于1952年初中毕业，那时美国学校还没有高中，所以我又以同等学力考进了当时声名不亚于美国学校的强恕中学（并恰好和堵过我很多次的“十八罗汉”老幺同班！）。等到次年美国学校有了高中，我父亲和我都认为我应该在中国学校（哪怕是当时的强恕！）念完中学。结果，我1955年毕业参加五院校第一届联合招生而进入师范大学，还是我生平第一次以教育部承认的毕业文凭报的名、考的试。
强恕中学高三学生证，台北，1954（作者提供）
基本上，我不认为小时候上了美国学校，从北京到台北美国学校，对我，作为一个人，有什么反面影响（我的侄女张艾嘉也念过台北美国学校，而我也不认为对她有什么反面影响）。至少，我的中文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不过，那可能应该感激我多年的家教，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