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1991年的一件大事——也是乐事——就是战地金门决定开放为观光区。
我和金门大概有缘。“8·23炮战”的时候，我以毛头记者的身份，前往战地，差点葬身料罗湾。大学毕业之后，全班又只有我一个人被分到金门服役。
1958年暑假，我正介乎师大英语系大三和大四之间，正在无忧无愁地每天享受那50年代台北市年轻人所能享受的一切，我收到我的一个好朋友、北京美国学校小学同班、台北美国学校初中同班、当时正就读东吴法学院的刘岩的一个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去考他已开始兼职的“中国广播公司”海外部英语组的播音。有几个人应考我不记得了，但只录取了我一个人。
中广海外英语组设在新公园总部（大陆部在信义路，很神秘）。我们一共四人，组长先是熊玠，但他不久即出国，继任是我家世交、朝鲜战争期间当过美军翻译的刘光华。余下三位播音员就是刘岩和台大外文系的Sammy（抱歉我忘记他的姓名了）和刚进去的我。我们四人与中广其他节目主持人和记者共享二楼一间大办公室。令我紧张兴奋的是，他们都是大明星：王玫、白茜如、崔小萍、王大空、洪敬曾、乐林、丁炳遂、周金钊、潘启元等等。英语组每晚九点（还是十点？）有三十分钟的英语节目，针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地。工作很适合我的时间，所以我一直做到师大毕业及在中学任教结束，直到1960年秋去金门当兵。
我刚去中广不到两个月，“8·23炮战”爆发。9月中，海外英语组分到两个战地采访名额。本来轮不到我，四人之中我的资历第四。但组长刘光华新婚。上面不忍心派他，Sammy自告奋勇退出，所以就是刘岩和我了。
我们这个总共有十几二十来人的中外记者团很受“国防部”的重视，尽管我的“中广记者证”连我自己看了都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大约9月20号左右先乘机到高雄，接着在左营登一艘不晓得什么类型的军舰，总之有炮，然后驶往金门。
因为我们是电台的记者，所以带的是两架老式磁带录音机和两条笨重的电池带。我们这两个小毛头记者的计划是实地录音和访问，从金防司令到碉堡里面的二等兵。
现在回想起来，说实话，我当时的确没有考虑到这是真的战役、真的炮弹、真的伤亡，而几乎——我也知道这该打——几乎是以观光游览的心态出这个差。
预官服役，金门，1960（作者提供）
9月24日晚，军舰已经抵达金门料罗湾，已经可以看见远远前方一片没有任何灯光的陆地，已经可以听见远方的炮声，看见空中的闪光，但是为了安全规定，天明时才登陆。当晚，我们已经写好了几段稿子，讲述到那时为止的经过，并录了音。刘岩去找人充电池，我在和几个外国记者喝其中一位随身带的一瓶威士忌。我并没有喝太多，可是台湾海峡风浪之大，不喝酒已经有点晕了。我不记得几点入睡，只记得我突然被刘岩推醒，而且他近乎痛骂似的责备我说，人家都已经上了登陆舰（LST）了，你（指我）还在睡！我们二人急急忙忙又狼狈又紧张地各自提着录音机，围着一带笨重的电池，穿着救生衣，上了甲板。果不其然，最后一艘登陆舰，在隆隆炮声之下，正隆隆自母舰下降至海面。我们目击着它运载着六七名记者，脱离母舰而乘风破浪地驶往金门岛。我第一次尝到了所谓的“错过最后一班船”的味道。但更羞辱的一笔是，一名海军对我大声喊，“没有钢盔，不准上甲板！”我们二人简直像小偷似的溜回舱位。
我们几乎立刻返航回左营，而且我完全不记得走了几天几夜，可是军舰一停靠，我们每个人都立刻感到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件。码头上一群显然已等候很久的官兵立刻登舰，立刻召集所有剩下来的记者（乘登陆舰去金门纯属自愿，军方派守兵，包括我们两个没有赶上船的，好像只有七八位）来仔细查对和记录我们的姓名、单位和证件。我们提出的任何询问都得不到任何答复。直到我们被带领到一间简报室，才有一位陆军校级军官告诉我们，一艘登陆舰，可能是最后下船的那艘，已失踪两天两夜。而且直到我们回到台北之后才得知，就是那最后一艘中弹倾覆，六人身亡（其中一名日人、一名韩人，余下四人是《征信新闻》《中华日报》《新生报》的记者和一名摄影），一人在金门湾漂流了十八小时后被救起，好像只有驾舰的两名陆战队士兵安全游泳登陆上岸。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而恐怖的回忆，尽管我个人安全地回到家中。我从其中得到的教训是，不具备所需认知和能力和技术的工作，上面派你是上面的错，自告奋勇是个人的错。1958年，金门遭受到史无前例的炮击，无数人丧失了生命，而我，我失去的只不过是我的天真。但这是我的洗礼！
师大毕业之后，为了保证能留在台北不被分到乡下去任教（好个师范大学毕业生！），我就私自申请高中母校强恕中学去任教，而且被接受了。但后来听说，当时全体教员都一致反对，反对一个从高一上、就两大过两小过留校察看至毕业的张文艺，仅仅四年之后，就回原校去误人子弟（至于我已经被他们误了三年，他们就不去想了）。反正，只有钮长耀校长和教过我一学期英文的钮夫人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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