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突然之间，我从当年一个小太保，而且是经常被揍的那种，变成了许多一起混过的哥儿们的弟弟妹妹的英文老师。
我算是台湾教育改制之后的第一批。例如，我考上强恕高中那一年，正是“救国团”成立的那一年。我考上师大的那一年，又正是台湾五所公立院校第一届联合招生的那一年。我的运气之好，还不止于此。在台中竹子坑接受预备军官第一次暑期训练的时候，刚好赶上“八七”水灾！总而言之，因此，在强恕教满师大规定的一年之后，就被分到凤山步兵学校接受入伍训练。六个月期满，官拜陆军少尉，同时被分配到金门服役。
预官九期，我们这一大队，虽然有七人分到金门，但只有三人被分到同一个师，九十二师。一位是台大外文系、现任职“贝尔实验室”的黄光明。他的运气不错，担任我们师长的联络官，进出有专车；另一位是东吴法学院、现任职“英航”的徐家璧。他的运气也不错，担任我们师的军法官，还有自己的小吉普。而我，大概因为教过书，还有过那么一点点金门战地经验——运气？简直中六合彩了！——我则担任九十二师、二七五团、第三营、第三连、第三排少尉排长。想想看，他们只能坐办公桌，而只有我带兵！
在金门服役，只有现在回忆起来才有点美。所有的艰苦、血汗、紧张，就像金门的寒风一样，三十年之后，都没有棱角了，也不刺骨了，无论是我驻扎在下湖的溪边村的一个破关帝庙里，带兵漏夜抢滩，还是修建炮阵地，捡对岸射过来的宣传弹，好像都不那么难受了。至于我这一排的兼差——负责卫守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两名情报人员主持的窃听站——倒是一件好差事，至少对我这个张排长来说，因为每个星期，只要我有空，他们必定请我去他们碉堡看部好莱坞电影、喝喝啤酒。我们连长警告我不得向他们透露我方任何情况，因为他们不但公开窃听中共部队的电讯，还私下收集国民党部队的情报。
服役前半年就这样过去了。苦相当苦，累相当累，但偶尔还有机会和黄光明与徐家璧开他的小吉普去老金门大吃一顿。是在这样一个假日傍晚归营之后，连长转达了上面的一纸命令，使我下半年的服役，少掉了一些苦，少掉了一些累，但却增加了不少恐惧和寂寞。
我们二七五团的防守区相当广，不但包括金门北边一带，还包括金门岛与大陆之间水域中一个小岛，北碇。北碇不但是金门战区最前线，距对岸不到2000公尺，而且是个要塞，因为上面有座当年英国人建造的灯塔。这个小岛寸草不生，全是岩石，所有饮食用品全由本岛定期补给。小岛真小，落潮圆周800公尺，涨潮600。灯塔的房舍（和里面一架巨型，仍刻有“伯明翰制”的煤炉）已在“8·23炮战”期间炸毁，但灯塔本身仍在运作（或者是炸坏后又修好了），完全自动，有专人定期来检查。在溪边的时候，我不止一个晚上一个人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那一闪一闪的浅蓝色灯光。现在，也不必呆呆地望了，也不必浪漫地去幻想了，我将以那个小岛为家。
连长转达的命令是，由我（我的老天，一个预备军官！）率领一个加强排去接换目前看守的那个排。我们都听到传闻，即不久前，中共几名水鬼半夜里摸走了我们岛上几位士兵的头，岛上士气非常低落。好，你可以想象我接到命令之后的士气有多高了。
说实话，我都不记得什么样的配备和人员才构成一个加强排，大概是多了一个重机枪班和一座什么炮吧！反正，我们是由陆战队蛙人负责运送上岛。这些蛙人平常在下湖弹子房，我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现在，因为浪大而又没有码头，船无法靠近，他们（感谢他们）真的一个一个将我们整个加强排的官兵扶下船下海，扶着游，再背上岛。
加强排的编制是，我和排副和四个班长及士兵，外加一名副营长和一名连指导员。但副营长只有在实际作战期间才负责指挥，平常不能干涉我的领导，所以什么事也没有，而指导员只能指导（指导什么，当过兵就知道了），不能指挥。因此，整个半年期间，我是北碇岛的实际岛主。
一旦去掉了恐惧心理之后，北碇就算不是天堂，也绝非地狱。
事实上，除了没有沙滩之外，我好像在南太平洋小岛上度了六个月的假。想想看，除了日落之后，每二十分钟巡逻全岛一周至日出之外，几乎无事可做，有的话也有排副。不错，没有新鲜肉菜，全是罐头食品，可是金门渔民在归程中，总会送给我们几条黄鱼（坦白地说，这是贿赂，因为北碇是最前哨，越过我岛就有投奔大陆的嫌疑，就有理由将渔船击沉）。此外，我们的炊事兵又是澎湖渔民，自制了一副潜水镜，天气好的时候就下去抓几条小龙虾给我们。平常白天就晒晒太阳、看看书，说实话，我是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看完了《战争与和平》。
在这段期间，唯一值得一提的与水鬼无关。这正是美国总统大选年之后，金门马祖成为尼克松和肯尼迪有关台湾安全的辩论主题。我记得有一晚与本岛的定期无线电联络中得知，第二天将有一个美国访问团来北碇。
老美有的时候非常可爱。一个民间组织（看情况是亲共和党的）在全美各地收集募捐到好几吨的礼物，用来赠送给在金门马祖前哨捍卫自由的英勇战士。第二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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