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哪一年我不记得了，总之，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台北有了美军顾问团，中山北路也出现了一些酒吧和吧女。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暑期下午，还在念初中的我，刚从国际戏院出来，正在取自行车的时候，对街一个感觉上有点不寻常的场面突然吸引住了我。
首先入目的是她那一双赤裸、修长、丰满、洁白的大腿，黑色高跟鞋，更有那条鲜红的超级短裤。上身配的是一件无袖衬衫，身旁是陪她逛街的一位高大美军。我的老天！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中国女人敢如此惹火地打扮，如此大胆地暴露，更如此招摇地过市。
几乎就在我注意到她的同时，我发现她身后已经跟随了指指点点的不少人，而且没有走完半条街，突然之间，有几乎上百人将他们二人包围了起来，有人叫骂，有人甚至于动手推或摸她膀子。美国大兵发现情况不妙，急忙一手搂住她，另一手推开人群，相当吃力地躲进了“四姊妹咖啡馆”。不到十分钟，一辆美军吉普车，载着两个美国宪兵和两个中国宪兵，前来解围。
台湾师范大学三年级，台北，1958（作者提供）
第二天好像只有一家报纸简单地报道了这个事件。我想，除非像我这样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想象这个场面的震撼力，更不要说这个小小事件所可能含有的任何意义。但是在不扯得太远的前提下，那天下午在西门町围困长腿女郎和她美军男友的群众，部分人的下意识心理，相当接近多年后因刘自然案而围打美国“大使馆”和新闻处的部分群众的部分下意识心理。
前一个是今天肯定没有几个人会记得的小事件。一个一闪而去的街景，小得我无法更清楚地回忆。后一个是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台湾政治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大得我也无法去完整地回忆。然而，在这两者之间，却正是我的脑海中的50年代台湾。但不论我要回忆的大小事件是我亲身经历或目击，还是耳闻，回忆本身却是很微妙的，甚至于相当狡猾。同时，一不小心，就非常可能被指责为在怀旧，在自我过一次温情旅游之瘾。
国民党正式迁台之后，除了一大批直接由大陆来的以外，还有不少人是曾在香港停留几年才来的。因此，台北外省人圈子里的年轻一代，由于其中不少在抗战时期住过重庆，或生在那里，因此就曾流行过一阵四川话，而且引以为豪。而之后香港来的这批子弟又以会讲广东话为时髦。他们不但讲广东话，而且还从香港带来一个流行了一阵的时髦用品，就是那个时候香港每个小女生都用的藤编小箱型书包。
但是这个香港书包，来得快，去得也快。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不久，至少台北市的中学生，个个都背上了美军装防毒面具器材的黄绿色军包。这个美军书包至少流行到60年代初。
但学生之外，你如何识别50年代上半期台北市街头任何一位时髦男士？下面的条件他必定全都具备，至少其中二三：一件浅色粉红衬衫（为什么会流行，我至今没有答案），口袋上别着一支派克金笔，腕上一个欧米茄或劳力士手表，外面一套铁灰色西装（铁灰色，至少流行了两年），戴着一副雷朋墨镜，腰上挂着那个墨镜盒，然后穿着一件美空军深蓝色雨衣，骑的是一部飞利浦（当然更刁的是蓝宁），而且一定要三速。
50年代初的片片段段：
最佳政治对联：亚洲红祸记，美国白皮书。
摇滚之前最风行的一首美国流行歌曲（乡村）：Seven Lonely Days。
三军球场之前唯一篮球公开赛场地：“宪兵球场”（露天）。
最佳通俗小说：李费蒙的《赌国仇城》和《情报贩子》。当然，最佳漫画《牛伯伯打游击》等等，也是他用“牛哥”笔名创作的。
第一对本地相声明星：本人丁一，在下张三……
朝鲜战争对50年代初台湾的影响实在很大；经援、军援不说，一江山、大陈岛之后，全岛上下首次感到安心。现在回想，当时的白色恐怖，一部分是因为台澎金马有美国第七舰队和十三航空队进入，才有了逐渐缓松的可能。50年代初，我不但目击到一卡车、一卡车地从师大、台大逮捕学生，我甚至经常去水源地看枪决“匪谍”和其他重刑犯。而且当时确实查破了一连串的“匪谍案”。但最精彩刺激的是“李朋王声和”案。除了案情和侦破过程复杂之外，他们二人不是替中共搜集情报，而是替“第三国际”。但是这类重案和枪决事件，到了50年代下半期，就很少听闻了。“匪谍”一过，最吸引市民注意的是社会和情杀案件。八德血案可能是个例外，但黄孝先、张白帆，尤其是安东街柳公圳分尸案件，简直抓住了全台湾的人心。
社会的不安全感开始稳定下来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台北市开始有了电影和平剧（胡少安、顾正秋）以外的娱乐。然后是几乎同时出现的太保太妹（和牛仔裤）。
这个青少年帮派代名词来自与我同代，但稍微大我一两岁的“十三太保”和“十三太妹”（我真希望这二十六位前辈之中有人写部回忆录）。这些以外省子弟为主的帮派立刻引出无数仍以外省子弟为主，但开始霸占地盘、勒索抢劫、寻仇殴斗（以美军宽皮带、飞轮和车链为武器）的第二代，例如以中山北路为根据地的“十八罗汉”，还有不知其地盘在哪儿的“一百零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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