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会办公室所在的衡山路上，多数房屋都是年久失修的两层小楼，远远望去像是一排火柴盒。街角有一块木牌，指向不远处的农贸市场。居委会似乎已经下班了。于是陈超走到路边一个小贩跟前，向他打听居委会主任的姓名和住址。
“居委会主任啊，叫翁尚涵。你看见市场旁边那座小楼的二层那家了吗？”小贩边说边从陈超手中接过一支香烟，一阵寒风吹过，他打了个冷战，“那就是她家了。”
陈超按照小贩的指点来到翁尚涵的家门口，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四十五六岁的女人，身材不高，显得很精明，手上拎着一个暖瓶站在水泥地面上，脚上没穿鞋，只套着一双棉袜。她就是翁尚涵，正皱着眉头看门外的陈超。她把他当成前来求助的社区住户了。他们的房间很小，似乎并不适合接待陈超这样贸然来访的不速之客。
翁尚涵将陈超让进屋里，她正跟丈夫一起叠纸钱。这样的迷信行为似乎不符合她居委会干部的身份。但陈超很快意识到，冬至就快到了。他自己也买了纸钱，还在庙里给晓红烧过一些。看来主家这时候的确不适合接待客人。
“翁主任，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来打扰您，”陈超一边致歉一边将名片递给对方，“我想向您询问一下关于明家的情况。”
“恐怕我帮不了你，”翁主任说道，“我是五年前搬来的，在那之前明家就不住在这儿了。这些年衡山路附近的居民换了一茬又一茬。按照政府的新政策，之前被强占的私宅都要物归原主，所以很多原住户搬回来了，很多曾经住在这里的人都搬走了。”
“那为什么明家没搬回来呢？”
“新政策有个问题不太容易解决。你想啊，‘文化大革命’时代住进这些私宅的住户怎么办呢？的确，他们当时是强行霸占的，但是现在也不能让他们睡马路去啊。所以政府正试着从私宅主人那里购买这些房产。很多人是不愿卖自己家房子的，但是明家少爷同意了。他都没回来看一眼那房子。后来那房子成了饭店……”
“对不起打断您一下，明家少爷叫什么名字？”陈超问道。
“我查查啊，”翁主人拿出一个文件夹，哗啦哗啦翻了半天，“不好意思啊，查不到了。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个成功人士。”
“谢谢，”陈超说道，“他卖掉老房子得到了多少钱？”
“那是他和区政府的事儿了，不在我职权范围内啊。”
“关于明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遭遇有什么记录吗？”
“我估计那个时代的记录很难保存到现在了，前几年我们居委会办公室很混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前任把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的唯一一本居委会工作日志销毁了。”
“您是说前任居委会主任吗？”
“是的，不过她已经去世五六年了。”
“那的确很难查了，”陈超说道，“不过我还得向您打听一下明家少爷的母亲梅老师的情况。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去世了，大概是死于意外。您听说过这方面的事吗？”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您问这个干吗？”
“因为这些可能牵涉到一起凶杀案。”
“什么！”翁主任显然是吃了一惊。
“我可是久仰陈队长大名了，”说话的是翁主任的丈夫，他对妻子说道，“陈队长破过不少大案要案。”
“当初我们听说明家的事，也是因为那个姓潘的玩了个鬼把戏，”翁主任说道，“就是老洋房饭店的老板。”
“有点儿意思。您能详细说说吗？”陈超问道。
“明家少爷把房子卖给政府没多久，那个姓潘的就盯上了那座老房子。可是里面的住户都不愿意搬走。也可能是当初盯上那座房子的买主不只姓潘的一个人吧。于是他开始编故事，说明家老房子闹鬼。很快就闹得沸沸扬扬的，我们居委会当时还介入调查了。”
“您要操心的事儿还真不少。”
“这事儿说起来也怪。我们发现，明宅闹鬼的传闻大概‘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最早传出这个风的是老童家。当年梅老师和他儿子被逼住进阁楼，童家人就住他们楼下。童家人说，梅老师死后，他们总是听到阁楼和楼梯上有人走路的声音，即便梅老师的儿子后来搬走了也依然如此。住户们都觉得梅老师可能是冤死的，所以这大概是明宅里阴魂不散吧，起码那个阁楼上应该是这样。后来处理结果就是童家得到了那个阁楼，因为别家没人敢去……”
“不好意思再打断您一下，您刚才提到梅老师可能是被冤死的，您能给我讲讲吗？”
“细节我也不清楚。她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了不少罪，她丈夫和公公都死了。只留下梅老师孤儿寡母的还被赶进了那个破烂的阁楼。没两年，她儿子就惹上了官司。后来有一天，梅老师光着身子冲出阁楼，滚下楼梯摔死了。也许是遭太多罪了让她精神崩溃了吧，反正她死得挺邪乎的。”
“当时是夏天吗？”陈超问道。
“不，是冬天。有人说她当时在洗澡，但这说不过去啊，那阁楼又没有暖气，她干吗在那儿洗澡？”翁主任摇着头说，“反正最后那个姓潘的造谣成功了。他说整个明宅都闹鬼，结果没几天楼里住户都吓得搬家了，连老童家都搬走了。很快姓潘的就得到了整座宅院。”
“关于梅老师死的事您还了解其他情况吗？”
“且不说闹鬼不闹鬼的啊。有住户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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