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我回家了，劣质葡萄酒让我的头很晕。我路过酒吧时，看见乔瓦尼和他的几个朋友坐在外面乘凉，他看到我就站了起来，向我打了招呼，他举着酒杯，好像在邀请我加入。我没有回应他，这很不礼貌，但我没有任何歉意。
我很不开心，浑身像散架一样，感觉自己像一堆人形的灰尘，一整天都被风刮着，此刻仍悬浮在空中，随风飘散，没有自己的形状。我把包扔在沙发上，没打开阳台门，也没有打开卧室窗户。我去厨房倒了点水，在水里加了几滴安眠药，其实这种情况极少，我只有在很不舒服情况下才会用安眠药。
我喝水时，注意到了坐在桌上的娃娃，想起了包里的小裙子，感到很羞愧。我抓起娃娃的头，把她拿到客厅，无力地瘫坐在沙发上，把她肚子朝下放在怀里。她的样子很可笑，大屁股，挺直的背。“我们来看看，这些衣服适不适合你。
”我大声说道，充满怒气。我从包里拿出小裙子、内裤、袜子、鞋子。我拿着衣服在她身后比画了一下，尺寸合适。明天我会直接去找尼娜，告诉她：“昨晚我在松林里找到了娃娃。你看，今早我还给她买了衣服，这样你和女儿就可以一起玩儿了。
”我叹了口气，很不开心。我把所有东西都放在沙发上，正准备起身时，发现娃娃嘴里流出了深色液体，弄脏了我的裙子。我查看了一下她带小孔的嘴唇。我用手摸了一下，发现嘴唇部分的材料比她身体其他部位柔软。我轻轻地把她的嘴唇撑开，那个洞更大了，娃娃露出了微笑，向我展示牙龈和乳牙。
我觉得一阵厌恶，马上合上她的嘴，使劲儿摇晃她。我听到了她肚子里的水声，想象着她肚子里的臭水，混合着沙子的死水。这是你们母女俩的事，我想，我为什么要干涉呢。晚上，我睡得很沉。早上起来，我把在海边用的东西、书、笔记本、小裙子、娃娃放在包里，开车去了海滩。
在车里，我放了大卫·鲍伊的一张老专辑，一路上我都在听《出卖世界的人》这首歌，这是我年轻时候经常听的。我穿过松林，雨后的空气湿润又凉爽。在树干上，时不时会看到印有埃莱娜照片的传单，我有点儿想笑，也许那个坏脾气的科拉多会给我很慷慨的奖励。
吉诺很客气，我很高兴见到他。他已经把躺椅放在阳光下晒干了，他陪我走到遮阳伞下，坚持要帮我拿包，但他说话时从来没有用亲密的语气。他是个聪明、谨慎的男孩，需要有人帮助他，督促他完成学业。我开始读书，但心不在焉，躺椅上的吉诺也拿出了课本，他对我微微一笑，似乎在强调我们之间的共同点。
尼娜还没来，埃莱娜也不在。前一天发传单的那些孩子都在沙滩上，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姐夫妯娌，所有亲戚都陆陆续续来了。快到中午了，罗莎莉娅和科拉多也来了，罗莎莉娅走在前面，她穿着泳衣，骄傲地袒露着显眼的肚子。
她在饮食方面很不在意，但很自在地挺着肚子，从不抱怨。科拉多走在后面，他穿着背心、短裤、拖鞋，步伐迟缓。我又感到烦躁不安，心跳有些加速。很明显，尼娜不会来海滩，也许孩子生病了。我紧紧盯着罗莎莉娅，她脸色阴沉，从没朝我这边看一眼。
我看向吉诺的方向，也许他知道些什么，但我发现他的位置是空的，书还打开着，放在躺椅上。我看到罗莎莉娅离开遮阳伞，迈着八字步，独自一人走向海边。我朝她走去，她看到我并不高兴，毫不掩饰她的情绪，只简短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一点儿都不客气。
“埃莱娜怎么样了？”“感冒了。”“发烧了吗？”“有一点。”“尼娜呢？”“尼娜当然和她女儿在一起。”“我看到了传单。”她一脸不悦。“我告诉我弟，这根本没用，真他妈是浪费时间。”她用意大利语说出了这句粗话。
我想告诉她，是的，这没用，真他妈是浪费时间，娃娃在我这儿，现在我要把它还给埃莱娜。但她那冷淡的语气打消了我的念头，我不想告诉她，也不想告诉这个家族里的任何人，娃娃在我手里。今天我听到他们的声音，不再觉得是在欣赏一场节目，他们勾起我对过去的忧伤回忆，让我想起童年在那不勒斯的生活。
我感觉他们属于我现在的生活，时不时会让我跌倒、沼泽一般的生活。他们就像我小时候逃离的那些亲戚一样，我无法忍受他们，他们却紧紧抓住了我，我把这一切都藏在心底。生活有时候在重复，很有讽刺性。从十三四岁起，我就渴望能成为体面的资产阶级，说一口标准的意大利语，过上一种有文化、深思熟虑的生活。
那不勒斯似乎像会淹没我的浪潮，我觉得这个城市不存在我希望的生活，除了我小时候熟悉的暴力、粗俗、慵懒、虚情假意的生活，或者努力掩饰自己的可怜处境。我不相信，这座城市还有其他生活，我根本都没有费力寻找，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
我就像个被烧伤的人，尖叫着逃跑了，撕下被烧伤的皮肤，坚信自己撕掉了烧伤本身。我遗弃两个女儿时，最担心的是詹尼出于懒惰、报复或者需要，把比安卡和玛尔塔带到那不勒斯，托付给我母亲和亲戚。我当时很焦虑，简直快窒息了。
我想，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已经逃出来了，却让两个女儿回到那里。两个女儿会慢慢沉入那口黑井之中，我来自那个地方，她们会呼吸到那里的空气，吸收那里的语言、行为和特征，那是我在十八岁离开这座城市去佛罗伦萨学习时，从自己身上抹去的东西。
当时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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