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佛罗伦萨是个遥远、陌生的地方。我对詹尼说，你怎么办都可以，但不要把她们托付给那不勒斯的亲戚。詹尼冲我大喊，他说那是他的女儿，他想怎样就怎样，如果我离开了，就没有权利插嘴。事实上，他把两个女儿照顾得很好，但工作太忙或被迫出国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把她们送到我母亲的家里，带到我出生的房子里，那是以前我为获得自由与父母激烈争吵的地方，詹尼好几个月都让她们待在那里。
我受到了往事的冲击，很懊悔，但我并没有回头。我在很远的地方，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终于成为了自己。我最后让两个女儿经历故乡带来的伤痛，那也是我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我母亲很好，为了照顾她们，把自己弄得很虚弱，但无论是对于照顾孩子，还是其他事，我都没对她表示过感谢，我把内心对自己的愤怒发泄在她身上。
后来，我把两个女儿带回佛罗伦萨时，指责她给孩子带来了糟糕的影响，就像她对我的影响一样，这真是毫无依据的指责。她非常难过，反应激烈，为自己辩护，不久就去世了，也许是心痛而死。在她去世前不久，她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是用方言断断续续说的：我有点冷，勒达，我太害怕了。
我对她大吼过多少次，我连想都不敢想。我希望——既然我已经回家了——我女儿只能依靠我。有时我甚至觉得是我一个人创造了她们，我不再记得任何关于詹尼的事：不记得任何亲密的身体接触，也不记得他的腿、胸脯、性器、味道，就好像我们从未触碰过对方。
他去了加拿大后，这种感觉更强烈了。在我看来，我一个人养育了两个女儿，在她们身上，无论好坏，我只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遗传给她们的女性特质。我越来越焦虑，有几年比安卡和玛尔塔在学校成绩很差，她们显然迷失了方向。
我逼迫她们，督促她们，折磨她们。我对她们说，你们以后到底想干什么，想去哪儿？你们想倒退回去吗，自甘堕落，让我和你们的父亲所有努力都白费，变得像你们的外婆那样，只上到小学。我情绪低落，对着比安卡嘟哝着说：“我和你的老师谈过了，你让我很难堪。
”我看到她们俩都不好好学习，觉得她们越来越傲慢无知，我确信，她们会在学习上，在所有事上一事无成。有段时间，我知道她们开始用功了，我才松了一口气，渐渐地，她们在学校里成绩越来越好，不会步我家上辈女性的后尘，我感觉那些阴影才逐渐消失。
可怜的妈妈，她到底给两个孩子带来了什么糟糕的影响呢？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点方言。多亏了她，比安卡和玛尔塔才会模仿那不勒斯语调，还有一些表达方式。她们心情好时会笑话我，很夸张地学我的口音，甚至从加拿大给我打电话时，也会模仿我。
她们毫不留情地嘲笑我说任何语言都会流露的方言调子，或嘲笑我用意大利语来表达某些那不勒斯话。真他妈是浪费时间。我对罗莎莉娅微笑，想找点话说，即使她很无理，我也要假装出有礼貌的样子。是的，我的两个女儿羞辱我，尤其是在我说英语时，她们为我的口音感到羞耻。
我们一起出国时，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英语是我的工作语言，我觉得我用得很熟练，她们坚持认为我说得不好。她们说得没错，事实上，尽管我已经很努力了，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我愿意，我可以瞬间回到眼前这个女人的状态，变得和她一样。
当然，这有些费劲儿，我母亲可以从伪装的小资产阶级太太瞬间变成不幸的女人，开始无穷无尽的烦人唠叨。我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但我可以做到。两个女儿的确已经渐行渐远，她们属于另一个时代，我会在未来失去她们。我又尴尬地微笑了，但罗莎莉娅没有对我微笑，谈话结束了。
现在我对这个女人的态度摇摆不定：害怕又厌恶、悲哀又同情。我想象，她会毫不费力地生下孩子，两个小时之内她会生出来另一个像她一样的女人。第二天她就会恢复体力，会有大量的奶水，就像一条充沛的河流，她会回到战场上，充满警惕、暴力。
现在我很清楚，她不想让我见她弟媳。我想她一定认为，尼娜是个烦人精，觉得自己很精致，在怀孕期间总是抱怨，一直孕吐。对她来说，尼娜很脆弱，像水一样容易受到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而我坦白了我做的那些糟糕的事后，她不再认为我是海滩上的朋友。
她想保护尼娜，让她不受我的影响，她怕我给尼娜灌输一些奇怪的想法。她以弟弟的名义——那个肚子很大的男人——监视着尼娜。他们都是坏人，吉诺曾告诉我。我在水里静静地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昨天和今天就像一块磁铁，勾起了我生命中的所有日子，最后，我回到了自己的遮阳伞下。
我想了想该怎么办，最后我决定了，我拿起我的包、鞋，在腰间系上一条纱巾，向松林走去，把书留在了躺椅上，衣服挂在遮阳伞柄上。吉诺说，那帮那不勒斯人住在沙丘上的一栋别墅里，在松林旁边。我沿着松针和沙子之间的边界走着，一边是阳光，一边是树荫。
我很快就看到了别墅，那是一栋奢华的两层楼，坐落在芦苇、夹竹桃和桉树之间，此刻蝉声震耳欲聋。我走进灌木丛，想找一条能通往别墅的小路，与此同时，我从包里拿出传单，拨打了上面的手机号码。我等待着，希望尼娜能接电话。
电话铃响起，我听到右手边茂盛的灌木丛中传来了手机的铃声，然后是尼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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