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先明白两件事：第一，斯劳屋并不在斯劳；第二，它其实不是一个屋子，而是一个部门。它的入口藏在一条布满灰尘的小巷中，位于芬斯伯里的商区和巴比肯地铁站中间。左侧曾是一家报刊亭，现在变成了报刊亭、杂货店兼DVD租赁店（全都没有经营许可）。
右侧是一家名为皇朝的中餐厅，厚厚的红色窗帘从不拉开。打印出来的菜单立在窗边，已经被太阳晒得泛黄，却从未更换，只是用马克笔划掉了过时的信息。如果多元化经营是报刊亭的求生之道，那么财政缩水就是皇朝的长期战略。
在这里，菜单上的菜品会像宾果游戏的数字卡一样被随机划掉。杰克逊·兰姆坚信，最后这家餐厅的菜单上只会剩下两样东西：蛋炒饭和糖醋里脊。这一切都被厚厚的红色窗帘遮盖，仿佛菜单缩水是某种国家机密。就像之前说的那样，斯劳部门的入口藏在一条小巷里。
路边飞溅的污水为墙壁漆上陈旧的黑色，上方，狭窄的玻璃窗透不出丝毫光亮。一只空奶瓶站在背阴处，时间过了太久，被苔藓黏在了人行道上。门上没有门铃，信箱的开口就像一道童年的旧伤：已然愈合如初。虽然没人给这里寄信，但就算寄了，信件也塞不进去。
这扇门就像一个布景道具，只是为了给杂货店和餐厅提供一个缓冲地带。确实，即便你连续几天坐在对面的公交车站观察，也不会见到有人出入这个场所。但你要是真的这么做了，就会发现一个身材健硕的男人嚼着口香糖坐在你的旁边。
他看起来并不讨喜，隐约给人一种危险的感觉，仿佛一口恶气已经在心里憋了太久，久到他甚至不在乎发泄的对象是谁了。他会坐在那里，盯着你，直到你离开视线范围。与此同时，来往于报刊杂货店的人流则要稳定得多。路上的行人摩肩接踵，奔向各自的目的地。
一台扫地车缓缓驶过，旋转的环卫刷扫过烟头、碎玻璃碴儿和瓶盖，将其吞吃入腹。两个相向而行的男人在街上相遇，跳起左右回避的舞蹈，像镜子一样重复对方的动作，终于在不撞到对方的前提下避开了彼此。一个女人边赶路边打电话，不时看向窗中自己的身影。
一架直升机盘旋在上空，正在向广播站汇报路况信息。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前门一直紧闭。斯劳部门总共有四层高，顶端扎向芬斯伯里并不宜人的十月天空，俯视着皇朝和报刊亭。窗户上粘着星星点点的污渍，但并没有脏到看不清的程度。
鉴于伦敦市糟糕的交通情况、连续不断的施工，还有公交系统的怠惰，你乘坐的巴士很有可能会堵在路上。如果此时你恰好坐在巴士的二层，就能看到斯劳部门二楼的老旧房间：主要由灰色和黄色构成。陈旧的黄色加上过时的灰色。
黄色的是墙壁——或者勉强可以算是墙壁。灰色的是文件柜和制式书柜，上面摆着厚重过时的文件。有些横躺着，有些斜撑在彼此身上，还有少数维持着直立的状态，书脊上的文字已经被电灯照得褪色。臃肿的文件夹被强行塞进了过于狭窄的空间，竖着挤进了书柜与书柜之间的空隙，最上端的被挤压向外，随时可能掉落。
天花板也是黄色的，不时出现的蜘蛛网给它罩上了一层病态的阴影。桌椅同样是冰冷的金属色，很可能和书柜来自同一个地方——某个解散的军营，或者监狱大楼。你无法坐在这样的椅子上展开遐思，也没法用照片或者玩具装点这种桌子，把它变成自己温馨的小窝。
这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楼里的员工不受重视，所以他们的工作环境是否舒适也就不在考虑范围内。他们只需工作，不应被多余的事情分走精力。工作完成后，他们应该悄悄从后门离开，不能引起清洁车或其他路人的注意。但就算你坐在双层巴士的顶层，也很难看到三楼的景象，只能依稀瞥到同样被尼古丁熏得蜡黄的天花板。
如果巴士有三层，你也同样看不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因为三楼和二楼相似得令人绝望。印在窗户上的金色标语会打消好奇的窥探：W.W.亨德森律师事务所，承接公证业务。偶尔会有一个人影出现在华丽的金色衬线体后，看着窗外的景色，好像在看另一个世界；但是很快，他就会对眼前的一切失去兴趣，消失在昏暗的室内。
顶层的窗边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因为窗帘总是紧闭，什么都看不到。生活在这层的人并不希望见到外面的世界，也不希望有阳光打破他的阴郁。但这也是一条线索，说明他主动选择了黑暗，而选择的自由向来只留给掌权者。
斯劳屋的名字从不会出现在任何官方记录、标牌、信纸抬头、账单、名片、电话簿或房产证上，它甚至不是这栋建筑的名字。这栋楼里的员工级别从上到下层层递减，但考虑到每一层的悲惨程度半斤八两，所以很难分出高下。你要么站在顶端，要么是无名小卒。
而这里唯一的老大就是杰克逊·兰姆。信号灯终于变绿，巴士咳着尾气开始向前，悠悠驶向圣保罗大教堂。坐在巴士二层的乘客最后看了几眼斯劳屋，她可能会想：在那里工作是什么感觉？她甚至可能会想：也许那并不是一家律师事务所，而是一座专门为失败特工打造的地牢。
他们可能染上了毒瘾、酗酒成性，或者被卷入了丑闻，可能涉嫌背叛，积攒了太多仇怨和疑虑；也可能因为致命疏忽导致有人在地铁站自爆，造成了一百二十人伤亡，三千多万英镑的实际损失，还有二十五亿英镑的潜在旅游收入损失。
那座远远落后于电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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