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落在椅子上的光碟，于是转回去取，心里有一种险些酿成大祸的紧张。晚上回到家，哄孩子上床睡觉之后，他还会想起这种感觉。但是随着工作和生活照常继续，他会逐渐忘记这个小小的插曲。婚姻、家庭、事业、牙医、房贷，还有自动扣款协议也都将持续如常。
他努力告诉自己，不要沉浸在类似的幻想中。明忍不住沮丧地吼了一声，打断了刚才的思绪，好在没人听到。他现在孤身一人，房间里只有收音机的声音。而手机——在和无法沟通的孩子们通完话，和前妻大吵过一架之后，就没有用处了。
他没有其他可以聊天的人，于是他干脆关了机。路易莎·盖伊回到了自己租的单间公寓。她看向四面墙壁，墙被堆满屋子的杂物遮盖了：一摞摞的CD、书，潮湿的衣物挂在快要散架的架子上。在那个瞬间，她几乎要再次夺门而出，但是她知道自己无法面对后果。
于是她用微波炉热了一份千层面，开始看房产节目。如果你是房主，那么你的房价正在暴跌；如果你是租客，那么你的租金一路高涨。手机异乎寻常地安静，但她还是盼着有人能打来电话，问问她最近过得怎么样，是否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
她把餐盘泡在水池里，换了台。电视里说粉色的安慰剂比蓝色的更管用，这是真的吗？人类的大脑真的这么容易被欺骗吗？她自己的知觉倒是经常失灵，不是被欺骗了，而是她不得不学会迟钝。她每晚躺在床上，一闭眼就会看到一条条情报浮现在眼前。
她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好像看到了某种规律中缺失的一环，却怎么都看不真切。于是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再次清醒地迎来新的一天。缺乏睡眠的大脑枕在太薄又太热的枕头上，床的其他部位却冷冰冰的。真该死，她想，每次都是这样。
为什么不能放过她？哪怕让她好好睡上一晚也行，拜托了。然后到了白天，她还会继续这样的循环。她的工作是监控网络言论。当然她应聘的并不是这个岗位，是被发配过来的。这份工作会给人一种绝望的感觉，人生一眼就能望到尽头。
日复一日，她都会走进斯劳部门生锈的后门，数着分秒，忍受漫长的白天直到下班，听着那扇门在她身后再次合上。从进门到出门，大部分时间她都在感慨人生的不公。她应该辞职的。这才是正确的选择：辞职。但这会让她变成一个逃兵。
她加入英国国家安全局并不是为了当逃兵。所以她依旧盯着屏幕，监控着虚拟世界的动向。她出没在虚拟的博客山野之间，寻找异动的蛛丝马迹。有一些网站就像是特洛伊木马，由安全局开发运营，专门用来吸引不法分子。还有一些网站可能是其他政府部门运营的。
有时她会觉得，也许她监控的聊天室里也都是特工。表面上是面向年轻人的网站，实际上用户全都是中年男性。总之，无论真实与否，这类网站都包罗万象。从直白的《如何自制炸弹》，到科普性质的《真正的伊斯兰教是什么》，再到匿名论坛的激烈骂战，以及乱七八糟的语法和拼写，不一而足。
要想在这样的互联网上找到真实情报，她必须先忘记学过的一切语法、知识、拼写、礼仪和批判性思维。这一切都让人感觉毫无意义。不，甚至更糟糕，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你手头只有文字资料时，要怎么去分辨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只是在胡扯？
所有的文字都同样的愤怒、恶毒又偏激。有时她认定某些声音比其他的听起来更真实，把相关情况上报，上面就会派人挖出对面的IP地址，找到郊区卧室里的某个愤青。这可能只是一场闹剧。所有被她指认的潜在恐怖分子，实际上都是和她一样的卧底人员，只是在为不同的势力工作，而他们也在向上汇报她的网名，他们只是在互相举报。
这当然不会是反恐活动中唯一的无用功。她应该去街上巡逻、出外勤，做真正的工作。但她已经尝试过并且失败了。她经常想起那次失败。每次回想起来，她都会不自觉地咬紧牙关。有时她自己都意识不到，直到感觉牙齿咬得太紧，下巴开始酸痛，才会发现原来她又在想那件事。
那是她第一次出外勤，是一次跟踪任务。之前她只做过演习，这次是来真的。跟踪对象是一个男孩。她不是第一次跟踪男孩，但这是她第一次作为专业人员跟踪：在远处时时监控他的动作，但不能离得太近，暴露自己。跟踪任务最少需要三名特工，那天派了五个人。
两人打头阵，三人垫后。跟在后面的三人会随时更换位置，就像在跳一场乡村舞，只不过是在城市的街道上。目标并不是一个典型的黑人青年。他穿着条纹西装，戴着一副塑料矫正眼镜。他是某枪械组织的先锋成员。一周前，有一批被淘汰的枪支在送至熔炉销毁的途中遭遇劫持。
“被淘汰”就和“单身”或“已婚”一样，是一种随时可能改变的状态。被劫持的枪械并不是拿来做镇纸的，而是为了再利用，贩卖给相应的社群。“三号，准备上前。”耳麦里传来一道指令，让她站到队伍前列。之前打头阵的人退了下来，他在报刊亭旁站了一会儿，然后加入后方。
她紧跟上目标，目标保持一定的速度稳步向前。这说明他要么对自己被监控的事实一无所知，要么就是太习以为常，所以丝毫不露破绽。但她当时是这么想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只要重复的次数足够多，任何句子都会失去含义。
他什么都不知道。不到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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