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门大街上的车辆变少了，道路再次畅通起来。如果之前那名乘客今天路过时再看向斯劳屋，她就只能匆匆瞥上一眼。但她毕竟坐在一趟伦敦巴士上，谁也说不好何时会出现延误。无论如何，这次她只有一瞬间的机会。她会看到一个华裔青年坐在屏幕前，戴着厚厚的眼镜，然后斯劳部门就会被远远地抛在她身后。
那里之前是什么样，如今还是什么样。盘踞在那座褪色建筑中的鬼魂游荡不息。自这位窥探者上次路过以来，又多了不少新的观察地点。比如，她可以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找个位置坐下，花一整天的时间盯着斯劳部门紧闭的前门。
杰德·穆迪不会再来把她赶走了。然而坐在这里盯梢并没有什么乐趣，再说了，还有其他地点等待探索。过马路之后，爬上巴比肯站的楼梯，走过天桥，沿着砖路向前几步，如果天气好的话，她就能找到一面干燥的墙。她可以靠在墙上，点燃一支香烟，肆无忌惮地观察窗内的景象。
从这里当然比在巴士上看得更清楚。比如，她现在能看到华裔青年身边摇摇欲坠的由比萨盒堆成的小山丘。那座易拉罐金字塔则是喝空的可口可乐。更明显的是，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人。虽然还有另一张桌子，但那张桌子的表面干干净净，就像被消过毒一样。
仿佛有一个敬业的清洁工彻底抹去了前任主人存在的痕迹，而他的前同事并不会因此感到困扰，青年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屏幕上。这份整洁与隔壁房间的状态正相反。乍看之下，这里就像被废弃了一样。桌面上散落着常见的杂物：摊开的日志本、没合上盖的钢笔、一台闹钟、一台收音机，还有一个毛绒玩偶。
如果员工突然离开，这些东西都会被收进纸箱送回家。但所有物品都完好地摆放在桌上，说明这里的两个员工离开后，出于某种原因选择了不回来。也许是罪恶感使然，因为他们做了件让所有人反感的事。或者只是单纯地害怕来自楼上的怒火。
继续向上，来到巴比肯的另一侧，你就能看见三楼的景象。这层明显更忙碌，人更多一点。从窥探者的角度看去，左手边的房间里有两个人坐在同一张办公桌前。不，准确地说是一个人坐在桌前，另一个人靠坐在桌子边缘。两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收音机里的播报。
与此同时，隔壁那间窗户上写着W.W.亨德森律师事务所，承接公证业务的房间里，一个年轻人独自坐在桌边。他面容整洁，中等身高，有一头浅金色头发和一双灰色眼睛。他的皮肤苍白，鼻子棱角分明，上唇还有一颗小小的痣。
他一动不动地坐着，盯着房间另一侧空旷的书桌。这张桌子和之前那张一样，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了统一制式的电脑、键盘、电话和一张历经沧桑的桌垫。但是仔细一看，就能看到桌上还有一只发卡。青年也许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此刻却全神贯注地看着它，还有那张书桌。
目前为止，窥探者对自己看到的还算满意。但即便是站在这样绝佳的观景地，她也看不到最上层的景象。紧紧闭合的窗帘将视线隔绝在外，为其中的居民确保了隐私。既然没什么可看的，也许就该离开了。但我们的窥探者依旧留在原地，仿佛掌握着某种能穿透墙壁的神秘监控设备，让她不仅能看到里面的人，还能看清他们的想法。
她会知道罗德里克·何费尽心思翻遍安全局的档案库却找不到的答案是什么。他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发配到斯劳部门，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错。他的想法不错，却找错了地方。他会来到斯劳部门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烦人的性格。
就像他讨厌所有其他人一样，那些人也讨厌他。将他赶出总部就像赶走一只苍蝇。如果哪天何真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其源头很可能始于老街上的那家咖啡馆——凯瑟琳喊他罗迪的时候。与此同时，楼上的明·哈珀和路易莎·盖伊在共用一张办公桌。
如果明还在时不时地拍着裤子口袋，确认自己没有弄丢东西，那么他目前控制住了这种冲动。如果路易莎还会在紧张时咬牙，那么她可能是在有意识地抑制自己，或者此时并未感到压力。虽然两人之间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此刻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广播上。
新闻正在播报罗伯特·霍布顿的死讯，他死于一场肇事逃逸。霍布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他的死讯还有新闻价值。彼得·贾德的致辞证实了这一点。和每况愈下的霍布顿不同，这位政客的事业蒸蒸日上。他说：虽然霍布顿的信念和观点很荒谬，但他确实为新闻事业做出过贡献。
而那些极端分子，无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应该以霍布顿悲剧的一生（没错，他用的就是这个词）为戒。至于他的志向？既然有人问起，那么彼得·贾德当然愿意为了人民的福祉离开当前职位，肩负起更重大的责任。人民的福祉——现在很少有人提及这个词，但它有着相当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请原谅他的离题。窥探者不再思考盖伊和哈珀的关系，转而将注意力放到了瑞弗·卡特怀特身上。瑞弗·卡特怀特正在想：重写历史是安全局最擅长的事，老家伙给他讲过上百个类似的睡前故事。但他之所以想起这些，是因为消失的希多·贝克。
她不仅从办公室里消失，也从医院的档案中消失了。那天她在院中突然死亡，痕迹被抹除得如此彻底，不光是医院的档案，就连国民医保都变得一干二净。就像她从未存在过一样。确实，且不论瑞弗和他同事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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