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背包，又看了看那两个从波特兰一路带来的塑料袋，里面装满还未拆封的物品。背包是深绿色的，在这绿色之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黑色，包身由三个空间宽绰的独立包构成，每个包的边缘都附有网状尼龙大口袋，像肥大的双耳一样垂在包的两侧。
沿着背包的底部伸出一块塑料制成的隔板，在隔板的支撑下，背包立得很稳，岿然中正，而没有像其他的包一样塌向一边，这让我隐约间感到一股莫名的安慰。我走到背包前，用手摸了摸包的顶部，就如同抚摩一个孩子的头顶。
一个月前，有人郑重地提醒我，让我像在真正徒步旅行时那样打好背包，试一试各方面的性能。我本打算把这项工作放在离开明尼苏达之前做好，然后又推迟到抵达波特兰时再完成，但我却迟迟没有动手，看来我的背包试用计划只能推到明天——旅途的第一天。
我把手伸进一只塑料袋中，拿出一个橙色的哨子。根据包装上的信息，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响亮”的哨子了。我撕开包装袋，把哨子上的黄色绳套挂在脖子上，还真有几分教练的架势。难道徒步旅行时我就穿成这个样子吗？这看上去很愚蠢，可我自己并不知晓。
和我人生中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在购买这个世界上最响亮的哨子时，我心中并不清楚它到底有什么用。我摘下哨子，把它拴在背包的支架上，好让它在我徒步旅行时正好能搭在我肩上。这样，一有需要时，我就能随时拿到它了。
我会用到这个哨子吗？我有点儿好奇，然后郁闷地猛然坐在床上。晚餐时间早就过了，但我心浮气躁，并没什么胃口，寂寥和无助已将我的肠胃填得满满的。“你终于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十天之前，当我跟保罗在明尼阿波利斯分别时，他对我说。
“你是指什么？”我问。“你终于可以过一个人的生活了。”他答道，说完，他笑了。而我却只能心里没底地点点头。这的确是我想要的，但用“一个人的生活”来表达却不得不说有些牵强。或许，我在爱情中需要的东西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我的婚姻在很早以前就已出现了裂痕，但真正让这段婚姻分崩离析的导火线，却是一封在母亲去世一周之后寄来的信。这封信的收信人不是我，而是保罗。虽然当时我还沉浸在莫大的伤痛之中，但当我看到信封上的发信人地址时，还是兴奋难耐地冲进卧室，把信交给了保罗。
这封信是纽约市新学院发来的。在恍若隔世的三个月前，在我还未接到母亲患有癌症的消息之前，我帮保罗在新学院申请了政治学的博士课程。在1月中旬，想到能够到纽约市居住似乎是世上最振奋人心的事情了。而如今，在这物是人非的3月下旬，当保罗展开那封宣布他被顺利录取的来信时，当我拥抱他、为他的好消息表示祝贺时，我却感到自己分裂成了两半：一半是母亲离世之前的自己，另一半则是现在的自己。
过去的那个我伤痕累累，而真实的我被覆盖在这伤痕之下，在我曾自以为熟悉的世界上搏动着心跳：6月我就要完成本科学业了，几个月后我就会和保罗一起离开明尼阿波利斯，在纽约市的东村或公园坡这些我只有在想象中和书本上才见过的区域租一间公寓；我会身穿时髦披肩和拉风的靴子、头戴针织帽，就像我所憧憬的文学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穷困潦倒、白手起家，却仍因机缘和造化最终圆了我的作家梦。
然而，无论这封来信的内容如何，所有这些幻想都已注定要成为泡影。我的母亲死了！我的母亲死了！我的母亲死了！我的所有抱负、所有理想，都随着她最后的气息而被吞噬在了黑黢黢的裂缝之中。我不能离开明尼阿波利斯，我的家人需要我，谁来见证利夫由青少年到成人的蜕变呢？
谁来陪伴陷入孤独的艾迪呢？谁来烹制感恩节的晚餐，把我们家的这个节日传统延续下去呢？总得有人把我这四分五裂的家庭留下的残片收在一起，而这个人又舍我其谁呢？我起码得在这一点上对得起母亲啊。“你应该一个人去。
”保罗手捧着那封录取通知书，我对他说道。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而我也一次又一次地对他重复着这句话，也越来越坚信这句话。我身体的一部分惧怕保罗会真的离我远去，但另一部分却又急切地祈盼着他能够展翅高飞。
如果他选择离开，那么无须我费力去蹬去踹，我们婚姻的大门也会自动关闭。我可以获得自由，也不必背负任何罪名了。我爱保罗，但我俩结合时我正值懵懂莽撞的19岁，无论有多爱他，我都完全没有做好将自己的终生托付给一个人的准备。
虽然婚后不久我就对别的男人产生了兴趣，但我并未放任自己的欲望。而今，我却无法对这些欲望置之不理了。我的悲恸切入肌肤，已经让我在欲望的诱惑下变得手无缚鸡之力。我为自己开脱道，既然事事都与我过不去，我又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母亲死后一周，我就跟一个男人接了吻。两周后，我又吻了另一个男人。我跟这两个男人以及之后几个男人的关系只保持在浅尝辄止阶段，我虽然坚持不去攻破对于我还有些许神圣可言的性关系底线，但我清楚，偷情和谎言都是错误的沦陷。
我感到自己落入了一个陷阱，既无法离开保罗，又无法坚守忠贞。因此，我等待着他自己离开我，等待着他选择独身一人去上研究生院。当然，他没有同意。保罗将入学时间推迟了一年，留在明尼苏达州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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