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让我能待在家人左右。但母亲去世后的一年中，虽然我的家人近在咫尺，但距离上的靠近并没有拉近我们心灵的距离。事实证明，对家人的四分五裂，我仍然无力挽回。我毕竟不是母亲，直到她离世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她就是我们一家的中心，是将家人黏合在一起的魔力胶水，是吸引我们沿着轨道围绕着她转动的强大磁场。
没有了她，艾迪和我形同陌路，利夫和卡伦也跟我渐行渐远。尽管我竭尽全力想要改变这个局面，但我最后却不能不承认，没有母亲，我们的家庭关系已形同虚设。我们四个人在各自的伤痛中渐渐疏远，彼此之间相连的那根丝线也一触即断。
我终究没能为家人做那顿感恩节的晚餐，在母亲离世八个月后感恩节悄然来临之际，我的家人已成为“过去时”。虽然比原订计划推迟了一年，但当我和保罗搬到纽约市时，我仍然满心憧憬。我憧憬着自己能够从头再来，能够断绝与男人们不清不白的关系，能够不再为往事黯然神伤，也不再为曾经拥有的那个家而心中怒起。
我要成为一名定居于纽约市的作家，我要穿着炫酷的靴子、戴着可爱的针织帽，在纽约大街上招摇过市。然而事情并没有遂愿。我还是我，还是那个笼罩在过去的阴影下的女人。改变的，只是我周遭的环境。白天我写写故事，晚上则一边在餐厅做服务生，一边和我没有跨越性关系底线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偷情。
我们在纽约市居住了才一个月，保罗就从研究生院退了学，决定把心思用在弹吉他上。六个月后，我们一起离开了纽约市，在明尼苏达州小住了几日，然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边打工边跨越美国西部，来了次公路旅行，行迹遍布科罗拉多大峡谷、死谷、大苏尔，一路到达旧金山。
旅行结束后的那个春末，我们来到波特兰，在餐厅找到了工作。我们先是和我的朋友丽莎一起挤在她逼仄的公寓里，然后又在离市区10英里的一片农场上找了一处住所。我俩在农场中免费住了一个夏天，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帮农场主照看一只山羊、一只猫、一群珍奇的春鸡。
我们把垫子从卡车里拽出来，铺在起居室里一扇又宽又大的窗户边当床用。窗外是一片欧洲榛树园，我和保罗一起悠闲地散散步，摘摘野莓，做做爱。我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可以继续做保罗的妻子。但我又一次大错特错了。
我只能做那个我不得不成为的女人，这感觉比之前更加强烈了。我甚至无从忆起在我的人生分裂为两半之前，我是个怎样的女人。时光在波特兰市郊那个狭小的农舍中流逝着，在母亲去世两年多后，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惧怕跨越我所谓的道德底线了。
保罗在明尼阿波利斯找到了一份工作，要求他立即从我俩的农场生活中抽身回明尼苏达。我选择留在俄勒冈，和农场女主人的男朋友翻云覆雨。我和我当服务生的餐厅里的厨师有过一腿，也和一个送过我一块香蕉奶油派和一次免费按摩的按摩师交过欢。
与这三个男人的风流性事，全都发生在短短的五天之内。于我而言，这感觉与那些有意自残的人所体验到的感觉别无二致：不光彩，不光明，不道德，但却没有什么可懊悔的。我只是在试着治愈自己的伤口，只是想把身体里的毒排出来，好让自己好起来，自己来治愈自己。
夏天过后，当我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和保罗住在一起时，我以为我已经痊愈了。我以为我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自己了，我以为我进步了、彻头彻尾地改变了。我的确暂时抛弃了旧习。秋天逝去，新的一年到来，我一直都对保罗忠心不二。
但好景不长，我又一次出轨了。我知道这次我没有任何借口自我开脱，我对自己已是忍无可忍。终于，我把那一席句句让我椎心泣血的话对保罗和盘托出。我说我并不是不爱他，但是我必须一个人待一待了，尽管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母亲离世已有三年之久了。当我终于把要说的话说完后，我俩双双瘫倒在地板上，潸然泪下。第二天，保罗从家里搬了出去。我们渐渐地把分手的消息告诉了我们的朋友，说我们会寻找解决和弥补的方法，并不一定会走到离婚那一步。
刚接到消息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每个人都告诉我们，我俩看上去是那么幸福。一段时间过后，每个人都愤愤然起来，不是针对我们，而是对我。我的一位至交将一张她专门裱好相框收藏起来的我的照片撕成两半，并将残片寄给了我。
另一位好友和保罗发生了亲密关系，当听闻消息后我正觉得又难过又嫉妒时，另一位朋友告诉我，我这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对朋友的话，我无法义正词严地反驳，但我还是感到心如刀绞。我形单影只地躺在曾经属于我和保罗的垫子上，几乎要被这钻心之痛蒸发成空气了。
分居三个月之后，我和保罗仍挣扎在痛苦的边缘。我既不愿意和保罗离婚，也不愿意和他重归于好。我真想一分为二，这样，我就可以两全了。保罗断断续续地换了几个女友，而我则是彻头彻尾地孑然一身了。因为滥性，我亲手毁了我的婚姻，而现在，性成了我最不愿意触及的痛处。
“你真应该离开明尼阿波利斯了。”一次，我和朋友丽莎聊着这些伤心事到深夜，她说道，“来波特兰找我吧。”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辞去了服务生的工作，把家当装进卡车，一路驾车向西而去。一年后，在赶赴太平洋屋脊步道时，我走的也正是这条路。
到达蒙大拿州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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