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车上，我大嚼了将近两米长的甘草糖。要不是甘草糖吃完了，再让我吞个两米也完全不在话下。弗兰克住在一台房车里，房车停在一片沙漠灌木丛的房车营中。我们开到他房车旁的一条沙土车道上，他停下车，告诉我：“在这儿等一下，我先进去给安妮特介绍一下你。
”几分钟后，两个人一起从房车里走了出来。安妮特满头灰发，身形丰腴，从她脸上的表情不难看出，她对我并不欢迎，还有几分警惕。弗兰克把我的背包从卡车上拖下来，她不满地嘟囔着：“你就这么多东西？”我跟着两人进了屋里，弗兰克马上进了洗手间。
“别客气。”安妮特对我说。我听话地坐在厨房外的餐桌旁，等着她为我准备饭食。餐桌的另一角放着一台小电视，音量开得很大，声音杂乱得几乎让人听不清楚。电视里播放的又是“辛普森杀妻案”的庭审。我正看着，安妮特从厨房里走出来，把盘子放在我的面前，“啪”的一声关掉了电视。
安妮特说：“耳边整天都是辛普森这、辛普森那的，非洲那些挨饿的儿童却无人关心。”她指了指我面前的食物，“你开吃吧。”我不想让她看出我对食物有多么饥渴，于是佯装无所谓地说：“等一等吧。”说完，我低头看了看眼前的食物，盘子里满满地堆着烤牛排、罐装玉米以及土豆沙拉。
我本想起身去洗手，但生怕这么做会推迟了晚饭的时间。无所谓，反正餐前洗手的概念于我而言，已和电视上的新闻报道一样遥远了。“吃呀！”安妮特用塑料杯为我倒了一杯樱桃味的饮料，放在我面前。我用叉子把一块土豆沙拉送到嘴里，味道之美，简直让我飘飘欲仙。
“你是大学生吗？”“是啊。”我回答道。我一身的泥灰和臭气，居然看上去还有大学生的样儿，这让我心里美滋滋的，“或者说，我是曾经的大学生。我四年前就毕业了。”说完后，我又吃了一口饭，意识到刚才的话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实话。
虽然我在母亲病逝之前曾经承诺过要拿到学士学位，但是我并没有履行诺言。母亲是在春假那周的周一离去的，七天之后，我回到了学校。在学期结束前，悲恸将我打击得昏昏沉沉，我把自己埋在了沉重的课业之中，却没能拿到学位证，因为我没有完成一篇五页长的中级英语论文。
这篇论文本应是小菜一碟，但当我开始写的时候，却只能盯着空白的电脑屏幕发愣。走过主席台，身穿学士袍、头戴学士帽的我接过一张卷成卷的证书，但打开一看，里面却写着我早已预料到的内容：如果不完成那篇论文，我就不能拿到学士学位。
大学上完了，而留给我的只有助学贷款。据我计算，这笔贷款要到我43岁时才能还清。第二天早晨，弗兰克开车把我送到高速公路旁的一家便利店门口，让我自己搭车去一个叫里奇克雷斯特（Ridgecrest）的镇子。
我在店门口坐着，一个送薯条的送货员从店前经过，我问他能否让我搭车，虽然他的公司规定不能用车载搭便车的人，但他还是答应了。我钻进他的大卡车里，他马上自我介绍说他叫特洛伊。每个星期，他有五天的时间都在南加州开车送各种各样的薯条，17岁他还在上高中时和女同学坠入爱河，两人结婚相守至今已有17年了。
“我这辈子，先自由了17年，然后又被监禁了17年。”他虽然是在开玩笑，但从声音中不难听出他的悔恨，“如果能和你交换位置，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心甘情愿。”他边说边开车，“我生性自由，却从没勇气去追求过自由。
”他把我送到托德户外用品商店，托德先生亲自帮我拆洗了炉子，为我安上了一个新的过滤器，找到了合适的天然气，还看着我把火点燃，检查炉子是否已经修好。我又买了些用来处理伤口的强力胶带和第二代疤痕修复贴，然后到一家快餐店点了一杯麦芽巧克力和芝士汉堡配炸薯条。
每咬下一口，我都觉得口中香气四溢，和昨天的晚餐一样美味如珍馐。餐后，我在镇上四处漫步，车辆从身旁呼啸而过，车里的司机和乘客用冷冷的眼神好奇地转过头打量着我。我走过快餐店和汽车经销店，考虑着是该现在就招手搭车离开，还是先在里奇克雷斯特住一晚，明天再回太平洋屋脊步道。
我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旁，正在考虑该往哪个方向走时，一个蓬头垢面的骑着自行车的男人在我的身边停下，手中拿着一只发皱的纸袋。“你这是要出镇吗？”他问道。“可能吧。”我答道。他小小的自行车两侧画着花哨的火焰图案，明显是辆童车，他骑上去有些格格不入。
他问我：“你往哪边走？”他身上的气味很呛人，我差点儿咳嗽起来。但转念想想，我身上的气味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虽然晚饭后我在弗兰克和安妮特家里洗过澡，但我的身上仍穿着脏衣服。我告诉他：“我今晚可能要在旅店过一夜了。
”他大吼道：“千万别！我在旅店里住了一夜，然后就被关到监狱里去了。”我点点头。原来他以为我和他是同道中人，也是个流浪汉，或是个逃犯。原来我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女大学生，连曾经的女大学生都算不上。我没费口舌跟他解释徒步旅行的事儿。
他把纸袋递给我：“这个给你吧。里面有面包和红肠，你可以自己做三明治吃。”对他的好意，我既觉得感动，又有些反感：“谢谢你，不用了。”他并没有骑车离开的意思，又继续问道：“你是哪里人？”“明尼苏达人。”“啥？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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