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呼一声，脸上闪现出一个大大的笑容，“你可是我的好姐妹呢！我是伊利诺伊人，伊利诺伊和明尼苏达不是好邻居吗？”“嗯……差不多算是邻居吧。咱俩中间还隔着个威斯康星州呢。”我脱口而出，而后马上有些后悔了，因为我并不想伤害他的感情。
“但也还算是邻居呀。”他说着，把手伸得低些，好让我和他击掌庆祝。我伸手相迎。他骑车离开了。“祝你好运。”我对他说。我走到一家食品杂货店，在货架前转来转去，面对小山似的食物，犹豫着该买些什么才好。我挑了几样食品，来填补我没法做饭时吃掉的食物的空缺。
然后，我沿着一条车辆繁多的快速路走了一段，找到一间看上去像是镇上最便宜的旅店。我问柜台后的男人有没有空房间。他对我说：“我叫巴德。”他愁容满面，从咳嗽声不难判断是个烟鬼，面庞布满皱纹，耷拉着黑褐肤色的双下巴。
我告诉他我正在徒步旅行，他听闻后，非要帮我洗脏衣服。我百般推托，而他却说：“亲爱的，我在洗床单和毛巾的时候把你的衣服顺带着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了。举手之劳嘛！”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把身上的衣服脱掉。虽然正值炎炎6月，但我并没多想，套上我的雨衣和防雨裤，走回了服务台。
我有些歉意地把一堆脏衣服交给巴德，再次向他表示了感谢。巴德说：“我喜欢你的手镯，所以才愿意帮你洗衣服的。”我把雨衣的衣袖卷高，和他一起看了看我的手镯。手镯已经褪色，活像一只银质的手铐。几周前，我的朋友艾梅和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条街道上分别时，她把这只刻着“POW/MIA”(1)的手镯戴在了我的手上。
巴德从柜台的另一边伸出手握住我的手腕，把我的手腕翻转过来，读着手镯上的文字：“威廉·J.克罗基特”。读完后，他松开了我的手腕。艾梅事先做过一些调查，向我讲述了威廉·J.克罗基特的身世：他是一位空军飞行员，离26岁生日还有两个月时，他驾驶的飞机在越南被击落。
这只手镯在艾梅手上已经戴了几年，从未摘下来过。自从从她手中接过这只手镯，我也一直没有摘下过。巴德告诉我：“我是个越战老兵，所以对这种和越战有关的东西特别敏感。我把旅店里唯一一间带浴缸的房间给你，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是1963年去的越南，那时候我还不到18岁呢。现在我是反战的，所有的战争都一律反对，百分之百地反对，除非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旁边的烟灰缸里有一支未熄灭的烟，巴德拿起烟，却没有往嘴里送，“今年内华达山脉上有积雪，你应该知道吧？
”“积雪？”我问道。“今年的降雪都破纪录了，能见度差极了。如果你想打电话问问相关人员的话，镇上正好有个土地管理局办公室。”说完，他吸了一口烟，“你的衣服再过两个小时就能来取了。”回到房间，我先冲了澡，然后又泡了个澡。
之后，我把床罩拉开，躺在被单上。这房间里虽然没有空调，但我仍觉得很凉爽。经历了步道的磨砺，现在我有种前所未有的愉悦感。我站起身来，在背包里翻找到《我弥留之际》，靠在床上读了起来，而巴德那有关积雪的提醒，却如电流一般穿过我的全身。
我是在明尼苏达州长大的，对雪当然不陌生。我铲过雪，在雪地上开过车，玩过雪球，也曾透过窗户看着雪花纷飞落在地上，几个月不化。但这次的雪却有所不同，内华达山脉上的雪肆虐非凡，整座山脉都以雪命名。在西班牙语中，“内华达山脉”一词，就是“雪之山脉”的意思。
我其实一直都在这雪之山脉上行走，想来还真有点儿不可思议。刚刚踏上太平洋屋脊步道时途经的干旱山地，其实就是内华达山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那并不属于塞拉高地地区。塞拉高地地区指的是肯尼迪草原之后让人望而却步的花岗岩形成的层峦与峭壁。
100年前，登山家兼作家约翰·缪尔在此探险的经历可谓尽人皆知，他对此山也是赞不绝口。在登上太平洋屋脊步道之前，我并没有拜读过缪尔的著作，但我知道，他是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的创建者，一生致力于防止和减少牧羊人、开矿者、旅游开发商等现代社会的力量对山地造成的破坏。
正是由于他本人以及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们的努力，内华达山脉才能在今天保持其荒野的面貌。但很显然，这片荒野现在已变成一派冰天雪地。其实，这也不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情。旅行手册的四位作者已经在书中提醒过读者提防塞拉高地可能会出现的雪情，我也算是有备而来的——至少，在踏上步道之前我的准备看来还算充分：我买了一把冰镐，并且把冰镐和其他装备一起装箱寄到了肯尼迪草原。
在购买时，我以为这把冰镐只有在我攀到步道的最高处时才会派上用场。根据旅行手册的信息，一般来说，当我在6月下旬和7月登上塞拉高地时，大部分雪已经融化了。但我从未想过今年会出现与以往不同的特殊情况，因此也就没有防患于未然。
我在床头柜上找到一个电话簿，翻找到当地土地管理局的电话，拨通了号码。接电话的女士应声说：“对，今年山上有雪。”她对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但她确定塞拉高地今年的降雪量是破纪录的。我告诉她我正在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旅行，她主动要求开车送我去步道。
放下电话，我为找到了便车而心感宽慰，反倒不太担心雪情了。因为那雪离我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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