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草原被称为塞拉高地的门户，第二天清晨，我走过了塞拉高地的“大门”。我和道格、汤姆一起走了15英里，然后我停下脚步，告诉他们我要从背包里取些东西，让他们先走。我们相互拥抱，祝彼此好运，这究竟是永远的诀别还是15分钟的短暂分离呢？
我们都不知道。我一边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身影，一边靠在一块巨石上，好减轻“怪兽”的重量。看着他们远去，我不觉有些失落。但当他俩的身影消失在浓密的树林间时，我不禁又感到一丝宽慰。我其实并不需要从包里取任何东西，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一直觉得“独处”不是一种状态，而更像一个场所，仿佛是一个允许我回归自我的房间。但太平洋屋脊步道带给我的深入骨髓的寂寥，却让我的这种认识有了转变。独处不再是一个房间了，而成了我的整个世界。现在的我，正置身于这世界中，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活着。
如此居无定所地活着，头上连一方遮风挡雨的屋顶也没有，让这个世界既扩大了许多，也缩小了不少。在此之前，我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的广袤，在我用双脚一步步地丈量出每英里土地前，我连1英里到底是多长的距离都没有概念。
但与此同时，我也对步道产生了难以名状的亲切感。那天清晨，路边的矮松和猴面花，以及我越过的清浅小溪，全都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但其实我与它们只是初次相识。在清晨的凉气中，我和着新到手的白色滑雪杖在地上敲击的声音向前迈着步，“怪兽”虽然在艾伯特的帮助下轻巧了不少，但仍然沉得离谱，在背上随着我的脚步一起一落。
我现在经过的地方已没有之前那样干旱，因而不必背上好几个水瓶了。早晨出发时，我以为旅行会因此变得容易许多，以为我会因背包减轻而获得全新的体验。然而只过了半个小时，我便觉得腰酸背痛的感觉又卷土重来了，于是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但在腰酸背痛的同时，我也隐隐感到自己的身体在一点点变强——格雷格果然没有说错。这是旅途第三周的第一天，是6月的最后一周，算是正式步入夏季了。但沿着南塞拉荒野（South Sierra Wilderness）向上爬时，我却感觉自己正置身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季节和国度。
从肯尼迪草原到步道道口之间只有50英里的距离，但我却要从海拔6 100英尺的地方一直爬到11 000英尺的高度。在来到塞拉高地的那个炎炎午后，我就已经感觉到了空气中弥漫的一丝袭人的凉意，而夜幕降临时，这股凉意必定会将我紧紧包围。
毋庸置疑，我已经踏上了塞拉高地，已经置身于缪尔称奇道绝的光之山脉。我走过枝叶茂密的参天大树，如盖的浓荫把下方的低矮植物遮得严严实实；我走过绿草如茵、野花盛放的草地；还借着滑雪杖的支撑，踏着摇晃不稳的石块，吃力地走过融化的雪水汇成的溪流。
照我步行的速度，内华达山显得是那么不可逾越，脚下的路仿佛永远也走不完。绕过弯道，瞥见前方白皑皑的山峰时，我就会对自己的能力心生怀疑；想到前方的迢迢长路时，我就会悄悄地害怕自己是否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道格和汤姆的脚印时断时续地出现在时而泥泞、时而尘土飞扬的步道上。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赶上了坐在溪边的两个人。看着我朝他们一步步走近，两人的脸上显现出惊诧的神情。我靠着他俩坐下，一边抽水一边和他们闲聊。临上路前，汤姆对我说：“如果你能赶上我们，那咱们晚上就在一起扎营吧。
”“我已经赶上你们了啊。”我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当天晚上，我信步走到了两人扎营的一小块空地上。吃完晚饭后，我们裹好厚厚的衣服在地上坐了下来，一起喝他们从肯尼迪草原带来的两瓶啤酒。我一边和他们喝酒，一边琢磨着拿走我几周前在波特兰买的安全套的人，究竟是他们中的哪个。
拿安全套的人应该就在他俩之间，要不还会有谁呢？第二天，我一个人在路上行进时，被一条覆着积雪的陡峭斜坡挡住了去路。这一长条的积雪就像石崩，把步道盖得严严实实的，但比石崩还要骇人，因为沿坡滑下的不是石块，而是一条冰河。
如果在穿越积雪时不小心跌倒，我可能就要顺着山坡滑下去摔在山涧的巨石上，或者直接坠入万丈深渊。谁知道这深渊里到底藏着什么呢？站在我的角度，眼底只有茫茫一片大雾。但如果不试着爬过去，我就唯有退回肯尼迪草原了。
其实，回去也未必是件坏事。但我仍然下定决心试一试。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拿出冰镐，细细观察了一下前方的路。说是观察，其实只是在原地站了几分钟，为自己鼓了鼓劲儿。我看到道格和汤姆在积雪上留下的一连串凿开的小坑，很显然，他俩已经顺利越过了这个障碍。
我用格雷格教我的方法握着冰镐，脚踩进道格和汤姆留下的一个小坑里。这小坑为我提供了一些方便，但也为我徒增了不少麻烦。我的确不必费功夫自己凿坑了，但两人凿坑的位置让我走起来很别扭，加之冰面湿滑，而且有的小坑较深，把我的靴子夹在了里面，害得我几次失衡跌倒。
我的冰镐又大又笨重，与其说有什么用，不如说更像一种负担。我在脑子里重复着“制动”这个词，默默提醒自己一旦从坡上滑下去，就马上用冰镐制动。这里的雪与明尼苏达的雪不同，有些地方形成的不是积雪，而是冰，其厚实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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