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哄回来时才会说这样的话。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向母亲发誓，说自己绝不再重蹈覆辙了。但他却一次又一次地重走老路。他是个花言巧语的骗子，是个践踏人心的畜生。母亲一次次地出走，又一次次地重回他的身边。
我们从来不走远，因为我们无处投奔。亲戚不在身边，母亲也不愿家丑外扬。美国第一家为受虐妇女开设的庇护所直到1974年才投入使用，而母亲直到那一年才下决心与父亲一了百了。在此之前，母亲只能带着我们连夜开着车在路上跑，我和姐姐睡在后座，看着仪表盘上幽幽的绿光，睡一会儿醒一会儿。
利夫则和母亲一起坐在车的前排。早晨，我们又回到了家里。父亲的酒醒了，一边做炒鸡蛋，一边又哼起了查理·里奇的那首歌。我5岁时，我们全家从宾夕法尼亚搬到了明尼苏达。一年后，当母亲终于决意与父亲断绝关系时，我边哭边恳求她不要这么做。
在我看来，离婚是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情。不论怎么说，我还是爱父亲的。我也知道，母亲一旦和他离婚，我就会失去他。事实果然如此，他俩一刀两断之后，我们姐弟三人和母亲留在明尼苏达，父亲则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只是偶尔与我们有点联系。
每年我们都会收到一两封寄给卡伦、利夫和我的信，我们欢天喜地地把信拆开，但信上却满是对母亲的谩骂，说她是个荡妇，是个靠政府救济过日子的婊子。父亲发誓说他终有一天会找到我们，让我们把欠他的债还清。“但父亲并没有报复我们。
他俩离婚后，我意识到父亲不在身边虽然很不幸，但其实却是件好事，因为从那以后我们家再也不会发生家暴了。想想看，抚养我的人如果是父亲，那我的生活真不知会是什么样呢。”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文斯的心理辅导时，我这样告诉他。
又一次见到文斯时，他解释说他要离职了，还给了我另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名字和电话。文斯反驳道：“想想看，你要是像正常人一样有一个爱你的慈父，那你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呢？”我苦思冥想，却一无所获。我不能把父爱简单地列成一张清单，也从中体会不到爱、安全感、信赖感或归属感。
父亲并没能给我们应有的父爱，他就像文斯背后那张写着“你在这里”的海报上的白色旋涡一样，蕴含着万千细节，却令人捉摸不透。而我从未从这白色的旋涡中得到些什么，因而恐怕也无法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了。
文斯又问：“你的继父呢？”说完，他低头看着腿上放着的记事本，读着自己在上面写的笔记。那笔记十有八九是关于我的。“你说艾迪呀，他也离我而去了。”我轻描淡写地回答道，一副完全不以为意的样子，仿佛这是件可乐的事情。
“这事儿说来话长了，”写着“你在这里”的海报旁边挂着一只时钟，我面对着钟说，“时间快到了。”“这下课铃打得多及时啊。”文斯说完，我俩都笑了。塞拉城昏暗的灯光透过窗棂洒进屋里，“怪兽”的轮廓影影绰绰，道格送我的羽毛就插在“怪兽”的支架上。
我想起了乌鸦学，不知这羽毛真的是虚无的象征，抑或只是一件我一路带在身上的普通物件。我既是个信仰者，也是个怀疑者，既想要找一个心灵的依托，又对这所谓的依托半信半疑。我不知道该信仰什么，不知道这信仰到底是否存在，甚至对这扑朔迷离的“信仰”一词的含义也是一知半解。
在我看来，万事万物都是虚实难辨的。母亲在她弥留于世的最后一周，曾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对我说：“你是个爱探索的人，和我一样。”但我并不知道母亲想要探索的是什么，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这个问题我从未问过母亲，即便她亲口告诉我，我也会将信将疑地逼着她从精神层面上解释清楚，非要让她拿出可以说明问题的证据不可。
但即便是证据充足的事情，其实也不能让我信服。母亲离开后，每个人都劝我：“你该找个心理治疗师看看。”在徒步旅行前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我终于听从了众人的劝告。但我并没有把这太当真，我没有联系文斯推荐给我的另一位心理治疗师。
我的问题是心理治疗师无力化解的，一个坐在四壁之中的人，又怎能抚平我的创伤呢？我从床上起身，在赤裸的身体上裹了一块毛巾，赤着脚走到了走廊上。我经过格雷格的房门，走到了浴室里，把身后的门关上，拧开水龙头，钻进了浴缸。
热腾腾的水仿佛充满了魔力，哗哗的水声如雷鸣般充斥着整个房间。我关上水，被一片前所未有的寂静吞噬其中。我把背靠在坡度正合适的浴缸壁上，双眼盯着墙。突然，我听到外头有人敲门。“谁呀？”我喊道，但门外的人没有应声。
我听到脚步声在走廊上越走越远，又喊了一声：“里面有人。”但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浴室里的确有人，这个人就是我，是我在这里。我生出了一种许久没有过的感觉，我觉得我身体中住着的那个自己，在深不可测的银河系中占据了我的位子。
虽然我浑身已经很干净了，但我还是从浴缸旁的架子上取下一条毛巾，在身上搓了起来。我把脸、脖子、喉咙、胸口、肚子、后背、臀部、双臂、双腿和双脚全部搓了个遍。“你们出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们浑身上下亲了个遍。
”母亲曾经这样对我们姐弟几个说，“我数着你们的每根手指、每根脚趾、每根睫毛，还用手勾勒出你们的手的轮廓。”这些事情虽然我自己不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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