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的装备补给箱了。靠着65美分支撑到贝尔登镇应该没问题，对吧？再怎么说，我也是刚从荒野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况且我也没有其他花钱的地方了。我虽然找到了让自己宽心的理由，但仍然心慌意乱。我给丽莎写了一封信，让她用我寄给她的那一点钱去买一本《俄勒冈境内的太平洋屋脊步道旅行手册》寄给我，还把她需要在加州余下的路途中寄给我的箱子重新排了序。
我再三检查了补给箱的邮寄清单，把里程和日期地点一一对照，确保万无一失。关上灯，我躺在咯吱作响的床上准备睡觉。我听到隔壁房间的格雷格也在吱呀作响的床上辗转着，感到他是如此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听着他的响动，我一时间孤独难抑，几乎要痛苦地哀号出来。
这扰人的孤寂从何而来，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并不想和格雷格有什么瓜葛，但同时，我又想占有他的全部。如果我起身去敲他的门，他会是何反应呢？如果他开门让我进屋，我又会做出什么来呢？我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来，这已不是我的第一次了。
“我对待性，挺像个男人的。”一年前，我曾这样告诉一个与我有几面之缘的心理治疗师。他叫文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一家社区诊所工作。在这个诊所，像我这样的病人只用花上10美元，就能接受像他一样的医生的治疗。
“男人是怎么对待性的？”他问道。“不带什么感情，”我回答说，“或者说，很多男人都是如此。我也是这样，在性上不投入什么感情。”我看了看文斯，他40岁的样子，深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两鬓的头发就像脸两旁的两只小小的黑色翅膀。
我对他没什么兴趣，但如果他站起身吻我，我也会回吻他。我什么都做得出来。但他并没有起身，只是缄口不言地点点头，那沉默之中既有怀疑也有相信。终于，他开口问道：“有谁在感情上抛弃你了？”“我不知道。”我一边说一边别扭地笑笑。
我的目光没有落在他的身上，而是盯着他身后挂着的一张带框的海报。海报的背景是黑色的，上面有一个白色的旋涡，想必是银河吧。正对着旋涡的正中有一个箭头，箭头上方写着“你在这里”。这是一幅在T恤和海报上随处可见的画，我一直不太喜欢，不知道这画的基调是喜还是忧，也不知道它到底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是重如泰山还是轻若鸿毛。
“如果你指的是我的感情生活，我可以告诉你，”我说，“从没有人跟我提过分手，每次分开都是我提出来的。”我的脸霎时火辣辣的，我发现此时自己的双臂交叠在一起，双腿也相互缠绕在一起。这是瑜伽中的鹰式，是个特别拧巴的姿势。
我试着放松下来用正常的姿势坐正，但还是浑身紧紧的。我不大情愿地和他交换了一下目光，强装笑脸地问，“我是不是该把我父亲的事儿说出来了？”母亲一直是我生命的重心。但与文斯一同坐在这间屋里，一提到父亲，我顿时感到心里堵得慌。
十几岁时，我把“我恨他”挂在嘴边，但现在，我连自己也说不清对他究竟是什么感情。他就像我脑中播放的一段家庭录像，录像的旁白断断续续、模糊不清。录像中既有戏剧性的“大场面”，也有被打乱顺序、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场景，这可能是因为我对他的大部分印象都是我7岁之前发生的事情吧。
我记得父亲曾怒不可遏地把装满食物的盘子摔在墙上，还记得他骑在母亲的胸口掐她的脖子、把她的头往墙上撞的场景。5岁时的一个深夜，他把我和姐姐从床上抱起来，问我们愿不愿意和他一起永远离开这个家，而母亲则站在一旁，身上淌着血，把熟睡中的弟弟紧抱在胸前求他停下来。
我和姐姐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哭着。他双膝跪在地上，用额头抵着地板，撕心裂肺地大喊着。那绝望，让我以为世界末日就要到了。有一次，父亲大发雷霆，扬言要把母亲和她的孩子剥光衣服扔到大街上，好像我们几个孩子不是他的亲骨肉似的。
那是一个冬日，当时我们住在明尼苏达，我还在把任何话都完全当真的年纪，所以认为他定会说到做到。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我们四个人赤裸着身体、一边尖叫一边在冰冷的雪地上奔跑的场景。我们搬到宾夕法尼亚州后，母亲因为要去上班，所以让父亲在家里照看过我们几次。
他看管得不耐烦后，就命令利夫、卡伦和我到后院去，把我们关在房子外面。我和姐姐站在外面，握着刚开始蹒跚学步的弟弟黏糊糊的小手。我们在草地上一边走一边哭，等到把伤心事儿忘到九霄云外后，就玩一会儿过家家或者扮演一会儿马术比赛的主持人。
玩厌了之后，我们就走回房后，一面敲后门一面气愤地大叫。我清晰地记得那扇后门以及通向后门的三阶混凝土台阶，我站在台阶顶上踮起脚尖往窗户里张望的情景，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脑中的录像没有多少愉快的记忆，不足以组成影像。
愉快的记忆像是一首诗，也只是一首短诗。我记得，父亲酷爱约翰尼·卡什和艾弗利兄弟二重唱，记得他从工作的杂货店里给我们带回家的巧克力棒，记得他怀揣的那些远大理想，以及他对那些遥不可及的理想赤裸裸的热盼，让年幼无知的我也不禁跟着他一同感伤。
他爱唱查理·里奇的一首歌《喂，你有没有见过这世上最美的女孩儿？》，他说这歌唱的就是我、姐姐和母亲，说我们是这世上最美的女孩儿。但这段回忆也被溅上了污点，因为他只有在想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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