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摩脚部，一边望着低远处的树林和天空，其实我现在就坐在峭壁突出的岩架上。我很享受这种凌驾于树木之上的感觉，像鸟儿一样从上面看着它们的枝枝叶叶。我的心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不再那么担心我的脚和漫漫前路了。我享受着这难得的清静，伸出手去够背包，拉着包的拉链，背包却倒了，碰到靴子上。
左脚靴子一下子弹到半空，好似被扔出去一般。然后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它先是蹦了一下，接着飞快地摔在石头上，滚落到下面的树林里，静悄悄地消失在我的视野外。我惊得喘了一口气，俯身够到另一只靴子，紧紧抱在怀里。我等了一会儿，满心希望树丛里会突然有人大笑着走出来，摇着头跟我解释这是个恶作剧，然后靴子又能神奇般地出现在眼前。
但是没有人大笑，也不会有人。我恍然明白，这个宇宙从来不会跟你开玩笑。它会拿走任何它想拿走的东西，然后不会再还给你。我现在真的只剩下一只靴子了。所以我站起来，把另一只也从悬崖上扔了下去。低下头，我盯着两只光脚丫看了很长时间，才开始尽可能地修补凉鞋。
我先用胶带把鞋底粘在了一起，在快要断裂的鞋带处，我多缠了几圈。凉鞋里面要穿上袜子，免得被胶带磨伤。重新上路的时候，我心生无奈，但是仍然安慰自己：至少在城堡岩还有一双新靴子在等着我呢！夜幕降临，眼前的林木突然消失，被伐掉了一大片，好似一块荒芜之地，又好像一幅风景画被撕掉了一块。
原先的路也看不清了，有好几次我得停下来找路，从横七竖八的树枝和树根连带拔起的泥土中辨别前行的方向。林区周围未被采伐的树木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厚厚的树皮被剥开，参差不齐的树枝乱七八糟地伸向四方，似乎在集体默哀。
这是我第一次在树林中看到这种景象，就好像有人拿着巨型链球胡乱甩来甩去之后的惨烈场景。国会设立这个专门的徒步路线的时候，会想到出现这种场景吗？应该不会。此时我正徒步穿过国有林地，虽然名字听起来挺好的，但是这也意味着在这片土地上，只要打着为公共利益着想的幌子，便可以为所欲为。
有的时候，这样的林地可能像这条线路上的大部分地方一样不会被采伐；而有的时候，则可能意味着参天古树被无情砍伐，做成椅子和厕纸一类的东西。看到这片惨遭破坏的林地，我心里十分不安。我感到伤心和愤怒，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也是共犯之一。
我的桌椅、厕纸等全都是这么来的。当我小心翼翼地在各种“残骸”中前进时，我知道，今天的行程就要结束了。我爬上一条陡峭的崖径，在一片被砍伐的森林中找到一片平地，我把帐篷搭在树桩之间。这一次，我感到莫名的寂寞。
上路以后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我想找个人说说话，但也不是随随便便找个人就行。我想跟卡伦、利夫或艾迪说说话，我想再有个家，想停靠在这个宁静的港湾里。除了想念，我对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怀有强烈的恨意。我想象有一个大机器，把这片森林推平的大机器，也把我们在明尼苏达州40英亩的森林推平。
我真心希望能够将一切推平，这样的话，我就能解脱了。妈妈过世以后，我们并没有很好地面对那场巨变。要是把这一切都毁灭，我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我的家人和家，就像我自己的林区，都被砍伐了。剩下的只是触目惊心的证据，证明我以后一无所有了。
最后一次回家是我上路前的一个星期。我开车北上跟艾迪道别，然后给妈妈扫墓。因为这次徒步结束以后，我不会再回到明尼苏达州了。我当时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餐馆里当服务员，上完最后一班，开车三个小时在凌晨到了家。
本来我打算把车停在马路上，睡在货车后座上，这样就不用惊扰家人了。但是到达的时候，家里正在举办派对。整座房子灯火通明，院子里生着篝火，支着帐篷，草地上的扬声器放着震耳的音乐。那天是周六，恰逢阵亡战士纪念日。
我跳下货车，穿过人群，大多数人我都不认识。我有些惊讶，但是转念一想，无论是这派对开得闹哄哄的，还是我没被邀请出席派对，都没什么好吃惊的。这只不过进一步证明物是人非。“谢莉尔！”当我走进停满车的车库时，利夫看到我高兴地喊了出来。
终于挤到他面前，我们俩兴奋地拥抱起来。“我在玩‘闪人’！”他高兴地喊叫着，抓得我的胳膊生疼。“艾迪呢？”我问他。“不知道，不过我有个东西想让你看看，”他边说边拉着我，“保证让你气死。”我跟着他到了院子里，走上门前的台阶，进了门，走到厨房的桌子前。
这张桌子是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母亲花10美元淘回来的，是见到艾迪的第一晚我们吃饭用的那张桌子，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就像中国人，席地而坐。现在它看上去跟一般的桌子一样高。我们和艾迪一起搬到这里住的时候，他把原先低矮的桌腿砍掉，又用螺丝在下面装了一根大木桩。
然后这么多年，我们就一直用这张桌子吃饭。它一直都其貌不扬，随着岁月的流逝，也越来越不起眼，裂缝越来越多，艾迪便会用腻子补好。但是，这桌子曾经是我们共同的回忆。或者说，在我上路前一星期那天晚上之前，它曾经是。
现在桌面上都是刚刻上去的字词，还有用加号连起来或用心形圈起来的人名和字首缩写。很明显，这些都是派对惹的祸。我看到桌子的时候，一个不认识的十几岁男孩正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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