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活不肯下楼，父亲上来请我也不领情，让父亲非常生气。等那人走后，父亲对我大发一通火，我一气之下，把我和高宽恋爱的事情一五一十跟他亮出来，高宽的照片，一大堆信，都翻出来给他看。后来母亲也来了，我哭哭啼啼地告诉他们，我跟高宽是怎么恋爱的，我们曾经有多么好，好了有多长时间，现在又为什么分了手。
但分手的原因我是胡编的，我说：“我把我被鬼子强暴的事跟他说了，他接受不了，就跟我分了手。”我说得有鼻子有眼，有时间，有地方，地方就是双鱼咖啡馆，时间就是那一天。我父母亲完全相信了，因为这是我这几个月来唯一一次出门，他们都记得这事。
我这么说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别管我这闲事，管不了的，没人会再娶我的，死了心吧。但我父母没有死心，他们背着我让阿牛哥去找高宽，他们想同高宽私下谈一谈，争取改变他。我后来知道，当时高宽已经接到命令要去重庆，阿牛哥找到他时他正在准备行装，很忙碌，没时间接待他，加上一听是我父亲要见他，一股恶气涌上心头，态度很恶劣，只说了一句：“堂堂的冯大人要见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什么富家子弟，他的女儿我高攀不上，回吧。
”就关了门。高宽以为我嫁给富家子弟一事是真的，父亲听了高宽的“回音”，以为真是他把我抛弃了。很奇怪，那段时间，我违心撒的每一个谎言都能成真，无人能识破，这就是命。高宽，一个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一个曾经深深爱我的人，都无法接受现在的我，要忍痛割爱，要分道扬镳，更何况那些未来的萍水相逢者。
这是最简单不过的推理。所以我的现状，我的婚姻，一定让我的父母亲伤透了心，绝望了。为了确保我未来的婚姻，他们绞尽脑汁，用尽心机，决定另辟蹊径。很快，他们安排我出国去旅游，不可思议又不言而喻的是，还给我安排了一个陪客——阿牛哥。
我听了马上猜到他们葫芦里藏的是什么药——他们是怕我嫁不出去，想让阿牛来收购我这个“废品”！陪我出国旅游是假，创造机会让我们培养感情是真。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对我来说，这无异于养了几个月的“伤口”又被扒开了，撒了一把盐。
我欲哭无泪，既没有争辩也没有伤心，是一种心痛极了、失去反抗的麻木和冷漠。那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面对母亲，她看我无动于衷，催促我表态：“点点，你说句话啊，你怎么想的？如果你同意的话，你爹要给你们去办护照、签证，有一大堆事呢。
”我看看妈妈，轻轻地说：“妈，让我想一想，我明天给你答复好吗？”妈妈劝我说：“你不要想得太复杂，我们就想让你出去走走，散散心，看看世界，交交朋友。”我说：“知道，妈你去忙吧，我好累，要休息一会。”妈妈走后，我觉得我的灵魂飞走了，剩下的只是一具空壳子。
我真的感到很累，像又死了一次的累。我可以想象，呆在这个家里我的伤口将不断被人以关心和爱的名义打开，因而永远不可能愈合。与其留下来受煎熬，不如一走了之。这天晚上，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家。我写了好几份留言，有的很长，都撕了，最后只留下一句话：爸爸，妈妈，大哥，大嫂，二哥，小弟，我走了，你们不要找我，权当我死了。
就走了。像一只迷途的鸟永远飞出了巢。当一个人真心要躲藏起来，别人是很难找到的。我连夜离开上海，坐车，又坐船，第二天傍晚才到达目的地：一个跟我家里人从来没有来往过的女同学家。这里离上海市区有四五十公里，没有汽车，没有邮局，没有警察，只有水牛、桑树、竹林、池塘、鸡啼、鸟鸣。
同学的父母都是养蚕的桑农，我每天在鸟叫声中起床，吃过早饭出门，和同学一起去桑园摘桑叶，下午去河里摸螺蛳、网鱼，晚上天一黑就上床睡觉。新的生活方式让我变成了一个新人，没有过去的荣华富贵，也没有了过去的生不如死的苦痛，我在用疲倦和粗糙的生活抹平了痛苦，只是有时晚上失眠时，痛苦才会重新造访我。
不过总的说，我对现状是满意的，如果允许，我愿意就这么一直活下去，直到老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出来时没带多少钱，同学家靠养蚕谋生，生活十分拮据。同学有两个哥哥，原来都在军队里，大哥还当了团长，每月给家里寄钱，在村里算是有钱人家。
可是大哥去年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了，二哥的部队在浙江被打散，至今生死不明。我怎么好意思寄生在这么一个被悲伤的阴影日夜笼罩的农家中？我呆了不到一个月，便悄悄溜回城里，寻找新的出路。我找到另一个同学，小学同学，她是个犹太人，父母在教会工作，我想去教堂当修女，希望他们帮我联系。
他们答应了，让我回家等消息。我又回到乡下同学家里，不到半个月，犹太同学托人给我捎来了南京拉贝先生办的女子教会学校通知我入学的报到书。这是我当时最向往的一条出路，看到这份通知书后，我激动得哭了。乡下同学一直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虽然她曾多次问过我，我都敷衍过去。
小痛才会叫，痛到极限时是无声的，麻木的，对谁都不想说，因为没有谁可以为你分担。直到这时，看到我捧着这份异常的入学通知书后的异常表现，她坚信我的生活出了大问题，才咬住不放地追问我：“点点，你必须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
你跟家里闹什么矛盾了？”我无语又无语，有语也等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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