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对不起，我真的不想说。”我要把我经历的那些事都带到棺材里去，跟谁都不想说。她又问我：“高老师知道这些事吗？”我摇头。她说：“你不是喜欢高老师吗？你应该跟他说说。”我想说，如果我还愿意跟他说就不会想去上这种学校了，可话到嘴边又变了。
我说：“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我的心已死，今后活的不过是我的身体而已。”她用加强的口气说：“不会的，不会的，这不是我所了解的你，点点，你不是个弱女子，我一直欣赏你敢爱敢恨不服输的性格。”我说：“那是以前的我。
”现在的我更相信，人不过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而已，很渺小，很脆弱，因为人世太复杂，太冷酷，太残忍。我到最后分手也没有跟她说明真相，真的不想说。我了解自己，我不需要安慰，我要行动，要去过一种崭新的生活：没有生活的生活。
第二天，我告别同学，踏上了去南京的旅程。我要去拥抱另一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又残酷地把我留下了。我提着行李，随着拥挤的人流走进月台，一个警察突然把我叫住：“你，站住。”我只好站住。“你去哪里？”“南京。
”“票呢，拿出来我看看。”我递上票，让他看。就在这时，我无意中看到了柱子上的通缉令，惊呆了。警察看完票还给我，让我走，可我像是被钉在地上，动弹不了。警察觉得奇怪，“你怎么了？”他发现我在看通缉令，顿时变得严肃地责问我，“怎么，你认识他？
”我当然认识，但怎么能说实话呢？我佯装走神，反问他：“你说什么？”他说：“问你呢，”手指着通缉令，“是不是认识他？认识他要说，可以领赏的。”我说：“我真想领这个赏，可惜没这个福气啊。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他说：“昔日上海滩上有名的漕帮主冯八金的儿子。”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上面不写着嘛，通匪，杀了皇军，罪该万死，全家人都死了，就跑了他一个。”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可能也不知道，瞪我一眼，对着通缉令上的头像饶有兴致地说：“跑，跑，看你往哪里跑，天网恢恢，插翅难逃。
”火车缓缓开走了，我在最后一刹那跳下了列车——我的心还没有完全死！可是我的家人，父亲、母亲、大哥、大嫂、小马驹、阿牛哥、徐娘、小燕、小龙、小凤……真的死了，没了，消失了；我家的房子也被鬼子霸占了，大门口赫然立着两个持枪的小鬼子，门楼上、父亲的汽车上、阿牛哥的摩托车上，都插着雪白血红的狗皮膏药旗，小弟屋前的那棵老柞木树被砍掉了，堆在弄堂里，长出了血色的蘑菇…
…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离家出走的第三天夜里！4下面的事是后来二哥告诉我的。那天，是二哥介绍钱叔叔和杜公子认识的，两人在厢房相谈后心里都有气：钱叔叔愿望落空，心情郁闷，当即走了；杜公子也是心气不顺，找到二哥发牢骚，怪二哥给他介绍认识了这么一个“不识相的家伙”。
二哥问他怎么回事，杜公子说：“神经病！他让我去杀人，杀鬼佬。”二哥听了情况后心里暗喜，他那时正处在疯狂地杀鬼佬的热情中，有人愿意出钱要一个鬼佬的人头，正中他下怀。当晚，二哥便登门造访了钱叔叔，把“生意”揽了下来。
跟踪几天后，二哥把打死东东的那个日本佬的情况已摸得很清楚：他年纪五十岁，是日本某新闻社驻中国记者，住在闸北区胡湾路上的一个院子里，每天上午很少出门，晚上经常很迟回家，有时也睡在外面。他有个固定的情人，是个唱昆曲的小姑娘，二十来岁，住在大世界附近的一条弄堂里。
他虽然身上有枪，但身边没有任何随从。于是，二哥行动了，一天晚上，他把自己打扮成车夫，拉一辆黄包车，守在唱昆曲姑娘的楼下。只有他一辆车，鬼佬从楼里出来，别无选择地上了他的车。二哥拉着他，轻而易举把他送去见了阎王爷。
疯狂的二哥啊，你太大意了！你不想想，一个记者身上有枪，且敢当街打死人，说明他决不是一般的记者。确实，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有后台的，他的同胞兄弟山岛鸠晶，是当时上海宪兵司令部的第三号人物。山岛怎么会让自己的哥哥死得不明不白？
他发动宪兵队开始了兴师动众的全城大搜捕。于是，一条条线索被梳理出来，最后自然理到钱叔叔的头上。钱叔叔被鬼子带回去刑讯逼供，一天下来皮开肉绽，倒是没开口，为了保护二哥。可到了晚上，鬼子把钱叔叔两个女儿又弄进来审，还威胁钱叔叔，如果天亮前不把人交出来要处死他两个女儿，逼得他精神崩溃，供出了二哥。
宪兵队押着钱叔叔连夜闯到我家抓二哥，因为找不到二哥恼羞成怒，大开杀戒，最后连猫狗都不放过，见人就杀，见活物就灭。惟有阿牛哥和二哥，因为没在家，侥幸躲过一劫。当时已经深夜一点多钟，正常的话他们都应该回家了，尤其是阿牛哥，这么晚肯定在家里。
是我救了他们，我出走后，全家人都在找我，那天他俩被父亲派去外地找我，阿牛哥去了我父亲的老家乡下，二哥去了苏州我母亲老家，当天都回不来，就这样才幸免于难。二哥才是最该死的！我后来经常想，如果鬼子那天在家里抓到二哥，会不会就手下留情，饶过这一家子人呢？
我的家就这么毁了，而我却因此而生。天塌了！灾难让我走出了困境，我决定要好好活下去，为我的父母而活，为他们报仇。我血液里流的是冯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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