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乔治·麦克劳德1最重要的事情往往也最难启齿，你不好意思说出口，因为言语会缩小事情的重要性——原本萦绕在脑中一些天大的事情，一经脱口而出，便立时缩为原本的实际大小。不过其实远远不止如此，是不是？最重大的事，往往和你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有密切关系，有如敌人乐于一窥的藏宝图。
或许有一天你鼓起勇气，把心中的一切和盘托出，结果只落得让别人看笑话，因为他们压根儿不懂你在说什么，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觉得事情那么重要，说着说着，几乎要哭了出来。我想普天下最糟的事，莫过于怀着满腔心事与秘密，却非无人可诉，而是没有人听得懂！
我第一次见到死人的时候，才十二三岁。当时是一九六〇年，好久以前了……尽管有时我并不觉得有那么久，尤其是在我梦到冰雹掉进他张开的眼睛里的那些夜晚。2在城堡岩，我们本来有一座树屋，架在巨大的榆树干上，树的下方则是一大块空地。
如今空地成了一家搬家公司，榆树也不复存在，这就是进步。树屋虽然没有什么名目，但有点像我们的社交俱乐部，通常有五六个固定成员，还有几个在附近晃荡的家伙。碰上有牌局的时候，我们就会让这些打游击的上来，因为我们需要新血。
通常我们都玩二十一点，而且玩得很小，顶多几毛钱或几分钱为底，不过如果手上有很多张牌，却还没有爆的话，可以赢上两三倍，虽然只有泰迪会疯疯癫癫地想赢这种大钱。搭造树屋的厚板都是从卡宾街麦奇木材行后面的废料堆弄来的——不是四分五裂，就是布满节孔，我们好不容易才用卫生纸或纸巾塞得牢牢的。
屋顶是一块波状的铁皮，也是我们偷偷从废料堆弄来的；搬回来的路上，我们还频频回头，惟恐守卫的恶犬发现之后，会把我们给生吞下去。我们也在同一天找到一扇纱门，虽然可以防苍蝇蚊子，但却锈得厉害，无论你什么时候往外望，都是一片灰蒙蒙的黄昏景象。
除了玩牌之外，树屋俱乐部也是个抽烟、休闲与看言情小说的好地方。那儿有五六个破旧不堪的烟灰缸，墙上钉着成人画报的内页，还有二十到三十副玩得角角都翘起来的纸牌（都是泰迪从他叔叔经营的城堡岩文具店拿来的。有一天泰迪的叔叔问他我们在玩什么牌，泰迪便说我们要参加克里比奇纸牌游戏比赛，泰迪的叔叔觉得好极了）、一套塑胶的扑克筹码，以及一大堆年代久远的《大侦探》奇情谋杀杂志，可供我们没事的时候打发时间。
我们还在地板下面造了一个一百二十英寸见方的暗柜，每次有哪个小孩的爸爸觉得应该来瞧瞧我们的俱乐部、表现一下亲善时，便可以把一些不宜观看的东西藏在里面。碰到下雨天，待在树屋里简直跟待在牙买加铁皮鼓中一样，叮叮咚咚的好不热闹…
…不过那年夏天倒没有下过一滴雨。那是自一九〇七年以来最干燥、最炎热的夏天——报纸上是这么说的；劳动节周末前的星期五，新学年即将开始，连地上的秋麒麟草与路旁的水沟看起来都干巴巴的。那年大家的花园都种不出什么东西来；城堡岩的商场仍旧举办腌制材料和工具大展，但却积满灰尘，乏人问津。
那年夏天，没有人愿意腌酿任何东西，或许蒲公英酒是唯一的例外。那个星期五早上，泰迪、柯里和我都在俱乐部里，正为即将开学的事发愁，我们一边玩牌，一边讲一些老掉牙的笑话。你怎么知道法国人来过你的后院呢？很简单，你的垃圾桶空空如也，而你的狗却大腹便便。
泰迪每回听了都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不过每次抢着接下去的人总是他，但他也仅仅把法国人换成波兰人罢了。榆树下非常阴凉，不过我们还是脱了衬衣，免得汗流浃背，把衣服都弄湿了。我们玩的是“三分钱”，所有牌戏里最无聊的一种，但我们热得根本不想玩更复杂的牌戏。
八月中旬以前，我们还能凑成一支不错的球队，之后大家就散了，天气实在太热了。我从十三点开始，先拿到一张八点的牌，凑成二十一，此后就毫无进展。柯里决定不再拿牌，我抽了最后一张牌，结果一点帮助也没有。“二十九点。
”柯里说，把方块牌全摊在桌上。“二十二。”泰迪说着，一脸厌恶的表情。我把纸牌面朝下往桌上一甩。“戈登输了，戈登大输特输了。”泰迪像喇叭似的扯开嗓门直嚷嚷，紧跟着便发出他那举世无双的泰迪式奸笑——咿咿咿…
…活像一根生锈的钉子被人从烂木头里慢慢拔出来一样。没错，他的确怪异，我们都知道。他跟我们一样，快十三岁了，但由于他的厚镜片与助听器，他看来比我们大得多。每回别的小孩在街上看见他，都恶形恶状地跟他要烟，其实他衬衫口袋里突起的一块不是烟，只是助听器的电池罢了。
尽管泰迪脸上挂了眼镜，耳朵里又塞了肉色助听器，他仍然看不太清楚，也时常听错别人的意思。要是打起棒球来，你只能让他站在靠近篱笆、比柯里与葛贝的左外野和右外野还要远的地方，并且祈祷没有人会把球打到那么远，因为无论泰迪有没有看到球，他都会正经八百地在后头猛追。
对他而言，一头撞墙也是常事；有一回他一路跑着，便往树屋的篱笆撞过去，立刻失去知觉，他就那么翻白眼躺在地上，几乎有五分钟之久，真把我吓坏了。他醒过来之后站起来走动，鼻子流着两道鲜血，额头上则隆起一块紫色的大包，仍然念念不忘那是个界外球。
他天生视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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