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死的话，你大概就明白我的意思了。等司徒——他现在已经去世了——说完之后，有人说道：“你应该把故事留到圣诞节再说。”于是响起一阵笑声，我当然不懂有什么好笑的；至少当时还不懂。随后由乔治讲故事；我就是做一千年的梦，也想不到他有这一面。
他是堂堂耶鲁大学的高材生，满头银丝，穿着笔挺的三件头西装，是鼎鼎大名的法律事务所的头号人物；而“这位”乔治·华特豪斯竟讲了一个学校老师被困在厕所里的故事。这厕所位于学校的后面，那天她去上厕所的时候，正好他们要把厕所拖走，供波士顿保德信中心举行的新英格兰怀旧展览会使用。
卡车把厕所吊上去的时候，女老师一声也不敢吭，华特豪斯说，因为她觉得实在是太可怕、太尴尬了。偏偏当卡车在交通高峰时刻开上128公路时，厕所门突然松开了——不过今晚我所要说的也不是这个故事。斯蒂芬不知何时又拿出一瓶白兰地，这酒不仅好，简直是绝妙佳酿，大家举酒干杯。
不到一会儿，大家开始一一告辞；时间并不晚，还不到半夜，不过我注意到，对即将迈入六十大关的人而言，“晚”的定义变得越来越早。我看见斯蒂芬帮着华特豪斯穿外套，认为这是他要告辞的信号，奇怪的是他竟然不告而别，连一句话也不说，就这么开溜了（他的样子看起来真像是开溜，要不是我及时从书里抬起头来，就见不到他的人影了），不过比起那天晚上发生的其他事情，倒也不算太奇怪。
他前脚才刚跨出门，我后脚便跟了出去；华特豪斯四下张望，见到我，仿佛很意外我跟了出来——仿佛他原本在打盹，突然被吓醒似的。“一块儿坐出租车？”他问道，口气真好像我们只不过是在冷清的街道上不期而遇的样子。
“谢谢。”我说道；我觉得我的语调应该表达得很清楚，我不仅仅是单为他愿意跟我一块儿坐出租车而道谢，但他却点点头，好像我话里的涵义仅止于此。一辆闪着“空车”灯光的出租车缓缓开来——在这种刮风下雨的纽约夜里，一般人就是找遍了曼哈顿岛，大概也叫不到一辆出租车；而华特豪斯这家伙似乎就是有这种运气——他对车子招招手。
温暖的车子里响着计价器跳表的声音；我告诉他，我很喜欢他的故事，还说自从十八岁以来，我就不曾笑得那么厉害、那么舒畅，这些话都是实情，绝不是拍马屁。“哦？你太客气了。”他的口气礼貌而冷淡，我的心凉了半截，觉得两颊一阵发热；有时候不一定非得听见“砰”的一声，才知道门已经关上了。
车子开到我住的大厦前面时，我又谢了他一次，这一回他比较有人情味。“谢谢你在这么仓促的邀请下还能如约赶来，”他说道，“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随时再来，不必等别人邀请，我们在249号B都不讲究客套。星期四可以听故事，不过俱乐部天天都开放。
”那么我是正式会员了？我很想问这个问题，问题几乎脱口而出，好像也有必要问个清楚；我左思右想，脑子里再三斟酌（这是律师的职业病），看看是否措词得当——或许我的问法太唐突了一点——这时华特豪斯吩咐司机开车，于是车子便朝公园急驶而去。
我在路边站了片刻，外套的衣摆拍打着我的小腿，心想：他知道我要问那个问题——他知道，所以故意不等我开口，就叫司机把车开走。然后我又告诉自己，这么想实在太荒谬了——甚至有点偏执狂，但事实的确如此；我高兴怎么嘲笑自己，就怎么嘲笑好了，不过却改变不了基本的事实。
我缓缓踱向大门，走进屋里。我坐在床上脱鞋的时候，爱伦已有六分睡意；她翻过身子，喉咙里发出询问的声音，我叫她继续睡觉。她又发出一阵模糊的声音，这一次比较清楚：“怎么样？”我犹豫了一会儿，衬衫扣已解开一半，心里清清楚楚知道：如果我告诉她，以后就再也别想去那边了。
“还好，”我说，“一群老人家，讲讲战时轶事。”“我就说吧？”“不过还算不赖，我也许还会去，也许对我在事务所的工作有帮助。”“‘事务所’，”她轻声讽刺道，“你真是个老没用的。”“彼此彼此。”我说道，但她已经又睡着了。
我脱了衣服，淋浴，擦干身体，换上睡衣……然后我却不像往常那样上床睡觉（当时已经一点多了），反而穿上浴袍，又喝了一瓶啤酒；我坐在厨房慢慢喝着，眼睛望着窗外兀自冥想。晚上酒喝多了——对我而言算是过量——头有点嗡嗡作响，不过却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也不觉得有宿醉未醒的昏晕感。
刚才爱伦问我晚上过得如何时，我竟有那种想法，简直跟华特豪斯的车子开走时我那些胡思乱想一样荒谬，其实如果我实话实说，告诉她我在老板的俱乐部里过得很愉快，又有什么不对？即使有什么不对，谁又会知道呢？不行，我越想越荒谬，越来越偏执了，就跟刚才的胡思乱想一样，然而内心的声音又告诉我，每一部分都和刚才一样千真万确。
第二天，我在会计室与阅览室之间的走廊上碰到华特豪斯；碰到？擦身而过还比较正确！他向我点点头，一句话也没吭……就像他几年来的一贯作风一样。我的胃疼了一天，这也是令我相信昨晚的一切并非做梦的唯一原因。三个星期过去了，接着，四个星期、五个星期，华特豪斯再也没邀请我。
我一定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太格格不入了，我这么告诉自己。这种想法令我很失望、很沮丧，我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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