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布连衣裙，到了纽约，汤姆扶她下车时，她那宽肥的臀部把裙子绷得紧紧的。她在报亭买了一份《纽约闲话》和一本电影杂志，又在车站的药店买了点冷霜和一小瓶香水。上楼之后，在阴沉、回声四起的车道旁，她放过了四辆出租车，最后选中一辆浅紫色配有灰色坐垫的新车。
我们坐着它慢慢驶出庞大的车站，开进灿烂的阳光里。可是她马上又猛然从车窗边转过头来，探身向前，敲了敲车前的玻璃。“我要一只那样的狗，”她急切地说，“我想在公寓里养只那样的小狗。养只狗，挺好的。”我们的车退回到一个灰白头发的老人跟前，他长得和约翰·D.洛克菲勒出奇地相像。
一只篮子挂在他脖子上，十几只刚出生的小狗蜷缩在里面，看不出是什么品种。“它们是哪个品种的？”老人刚走到车窗前，威尔逊太太就急着问。“什么品种都有。您想要哪种，太太？”“我想要只警犬，估计你没有吧？”老人犹豫地往篮子里瞅了瞅，伸进手去捏着一只小狗的颈背把它拎了出来，小狗扭来扭去。
“这可不是警犬。”汤姆说。“对，不是真正的警犬。”老人的声音流露出失望的情绪，“更像是一只艾尔谷犬。”他抚摸着小狗后背的棕色皮毛，“瞧瞧这身皮毛，真不错。这种狗绝不会感冒，给您添麻烦的。”“我觉得好可爱。
”威尔逊太太兴高采烈地说，“多少钱呀？”“它吗？”他用赞赏的眼光看着小狗，“要您十美元吧。”这只艾尔谷犬——它的的确确有些艾尔谷犬的特征，尽管爪子白得出奇——就这样有了新的主人，坐进威尔逊太太的怀里。
她满心欢喜地抚摸着那不怕伤风着凉的皮毛。“是男孩，还是女孩？”她巧妙地问。“这只狗吗？是男孩。”“是母狗。”汤姆断然说道，“给你钱。拿去再进上十只。”我们的车开到第五大道。夏天的星期日下午，这里和煦温暖，简直一派田园气息。
如果在街角看见一群白色的绵羊，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停一下，”我说，“我得在这儿跟你们分开了。”“不，你不能走，”汤姆急忙插话，“如果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公寓，默特尔会伤心的。是吗，默特尔？”“来吧，”她劝我道，“我会打电话让我妹妹凯瑟琳过来。
有眼光的人都说她漂亮。”“呃，我很想去，不过——”出租车继续前行，掉头穿过中央公园，朝西城一百号以上的街区驶去。到了一百五十八号街，出现了一长排白色蛋糕一样的房子，车子在其中一幢前面停下来。威尔逊太太一副女王回宫的架势，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带着她的小狗和采购来的其他东西，趾高气扬地走了进去。
“我把麦基夫妇请上来，”我们乘电梯时她宣布，“当然还要打电话让我妹妹也来。”他们的公寓在顶层，有一间小客厅，一间小餐厅，一个小卧室，还有一个浴室。一套花色织布装饰的家具实在太大，把客厅挤得满满的，一直顶向门口，在屋子里走两步就会撞上装饰布面中的风景——一幅幅凡尔赛宫里的仕女荡秋千图。
墙上唯一的画是一张放得过大的照片，乍看之下像是一只母鸡坐在一块模糊不清的石头上。不过从远处望去，母鸡变成了一顶帽子，帽子下面是一个壮实的老太太笑盈盈的脸，她正俯视着房间。桌子上放着几本过期的《纽约闲话》，还有一本《彼得·西蒙传》和几本专门报道百老汇绯闻的杂志。
威尔逊太太首先关心的是那只狗。一个电梯工不太情愿地弄来了一只垫满稻草的盒子和一些牛奶，又主动在牛奶里放上一大听又大又硬的狗食饼干，其中一块在牛奶碟里泡了一下午，都丝毫没有泡烂。这时候，汤姆从一个上了锁的柜子里取出一瓶威士忌。
我平生只醉过两次，第二次就是在那个下午。所以，随后发生的一切都被蒙上了一层模糊的薄雾，尽管晚上八点以后公寓里仍然充满灿烂的阳光。威尔逊太太坐在汤姆的腿上，给好几个人打了电话；然后香烟没有了，我就去街角的药店买了几包。
等我回来时，他们俩都不见了，于是我很知趣地坐在客厅里，读了读《彼得·西蒙传》的一章——或许是它写得太烂，或许是威士忌把我搞得神志不清，总之我压根没有看懂。汤姆和默特尔（第一杯酒下肚之后，威尔逊太太和我就互相直呼名字了）再次出现时，客人们也陆续到来。
威尔逊太太的妹妹凯瑟琳大约三十多岁，是一个苗条而俗气的女人，留着一头又硬又密的红色短发，脸上搽的粉像牛奶一样白。眉毛是拔过又画上去的，眉尖勾得更弯，但是自然的力量却让新长出来的眉毛回到原本的眉线上去，令她的面目也显得有些模糊。
她一动，手臂上数不清的陶制镯子就会碰来碰去，丁当作响。她大模大样地走进屋来，像主人一样扫视了一圈四周的家具，让我不禁怀疑她是否就住在这里。但是当我问起时，她毫无顾忌地放声大笑，提高嗓门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然后告诉我她和一个女孩住在旅馆里。
楼下的麦基先生是个皮肤苍白、有点女气的男人。他刚刮过胡子，颧骨上还有一点白色的肥皂沫。他必恭必敬地跟屋里每个人打了招呼。然后告诉我他是“玩艺术”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摄影师，墙上挂着的那张威尔逊太太母亲的照片就是他放大的，模糊得仿佛一个飘忽的幽灵。
他的妻子尖声细嗓，神情懒散，容貌不错却不讨人喜欢。她得意地告诉我，自从结婚以来，她丈夫已经为她拍了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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