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串事件的必然结果。我从来没有想到是一个人愚弄了五千万人——像窃贼一样，凭一己之力就撬开了一个保险箱。“他怎么会干那个？”过了一会儿我问。“他只是看到了机会。”“可他为什么没进监狱？”“他们抓不着他，old sport。
他是个精明的人。”我坚持要埋单。当侍者找回零钱时，我在拥挤的餐厅另一头看见了汤姆·布坎南。“跟我过去一下，”我说，“我要跟一个人打声招呼。”汤姆一看见我们就跳了起来，迈开大步朝我们走来。“你这些日子去哪儿了？
”他热切地问道，“你没打电话来，黛西很生气呢。”“布坎南先生，这是盖茨比先生。”他们随意地握了握手，盖茨比脸上浮现出一种少见的紧张而尴尬的表情。“你最近怎么样？”汤姆问我，“怎么跑这么远来吃饭。”“我跟盖茨比先生来这儿吃午餐。
”我向盖茨比先生转过身去，可他已经不见了。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一天——那个下午，在广场酒店花园的茶室里，乔丹·贝克挺直身板坐在一把直靠背的椅子上，讲起了“那件事”——我正沿着路边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一只脚踩着人行道，另一只脚踩在草坪上。
我更喜欢踩草坪，因为我穿了一双从英国买的鞋，鞋底的橡皮疙瘩会咬住柔软的地面。我身上穿了一条新的格子呢裙，风一吹，裙子就会轻轻扬起，而各家房门前的红、白、蓝三色旗也会随风伸展，不情愿地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
黛西·费伊家的旗子和草坪都是最大的。她只有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当时路易斯维尔所有年轻女孩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她穿一身白色衣服，开一辆白色小跑车，房间里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泰勒营的那些年轻军官都迫切地渴望当晚能有与她独处的荣幸。
“无论如何，给我一个小时吧！”那天早上我走到她家对面时，那辆白色跑车就停在路边，她跟一名我从未见过的中尉军官坐在车里。他们聊得全神贯注，直到我离她只有五英尺远，她才看见我。“你好，乔丹，”她出其不意地叫道，“请你过来。
”她要跟我说话，令我备感荣幸，因为她是比我大的所有女孩中最让我敬慕的一个。她问我是不是要去红十字会做绷带。我说是的。那么，她问，我可不可以告诉他们，她那天去不了？黛西说话的时候，那位军官就一直看着她，每个女孩都会希望有人用这样的眼神注视着自己。
这一幕对我来说太浪漫了，所以我一直都记得。他叫杰伊·盖茨比，从那以后我有四年没再见过他——甚至在长岛遇到他时，我都没有意识到是同一个人。那是一九一七年。第二年，我自己也有了几个追求者，而且我开始打比赛，所以不常见到黛西。
她交往的是一群稍大一点的人——如果她还同谁交往的话。流言飞语总是环绕在她周围——有人说一个冬天的晚上，她母亲发现她在收拾行李，准备去纽约跟一位要赴海外的军人道别。她被拦了下来，但却为此几个星期都没有跟家人说话。
从那以后她再也不跟军人交往了，而只和城里一些平足近视，根本没资格参军的小青年待在一起。第二年秋天，她又活跃起来，跟以前一样朝气蓬勃。停战之后，她参加了一次初进社交界的舞会。据说二月她跟一个新奥尔良来的人订了婚。
六月，她嫁给了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南，婚礼的奢华隆重是路易斯维尔前所未闻的。陪他来的一百多位客人包了四节车厢，又在摩尔巴赫酒店租了整层楼，婚礼前一天，他还送给她一串价值三十五万美元的珍珠项链。我是伴娘。
在喜宴之前半个小时，我走进她的房间，发现她躺在床上，穿着缀满花朵的裙子，像那个六月的夜晚一样美好——她烂醉如泥，一手拿着一瓶索泰尔纳酒，一手拿着一封信。“恭喜我，”她喃喃说道，“从来没喝过酒，可是，噢，这酒可真好喝。
”“怎么了，黛西？”我吓坏了，说真的，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那副样子。“给你，宝贝儿。”她从拿到床上的废纸篓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那串珍珠项链，“拿下楼去，是谁的就还给谁。告诉他们所有人，黛西改变主意了。
就说：‘黛西改变主意了！’”她开始放声大哭，哭个不停。我跑出去找到她母亲的女仆，然后我们把房门锁上，让她洗了个冷水澡。她怎么也不肯放开那封信，把它带进浴缸里，捏成湿淋淋的一团，直到看见它碎得像雪花一样，才让我放到肥皂碟里。
但是她什么话也没有说。我们给她薰阿摩尼亚精油，把冰块放在她的前额上，然后帮她把衣服穿好。半个小时之后，我们走出房间，珍珠项链已经戴在她颈前，那场风波也就过去了。第二天五点钟，她跟汤姆·布坎南完婚，没有任何意外。
接着他们动身去南太平洋，开始了三个月的旅行。回来之后，我在圣巴巴拉遇见了他们，我想我从没见过一个女孩对自己丈夫那么痴迷。汤姆离开房间一分钟，她就会不安地四处张望，念叨着：“汤姆去哪啦？”脸上满是恍惚的神情，直到看见他走进门来。
她会在沙滩上坐一个小时，让他把头偎在她怀里，用手指轻抚他的眼睛，怀着无限欣喜深情地看着他。他们俩在一起的场景令人动容——让你莫名向往，会心而笑。那是在八月。我离开圣巴巴拉一个星期之后，一天夜里汤姆在文图拉公路上与一辆货车相撞，撞飞了他汽车的一只前轮。
跟他同车的女孩也上了报，因为撞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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