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我好不容易才帮他脱下外套。他快要挺不住了，于是我把他带到音乐厅，让他坐下，派人去拿了点吃的东西。但是他不肯吃，杯里的牛奶从他颤抖的手中泼了出来。“我在芝加哥的报纸上看到的，”他说，“芝加哥报纸上全都登了出来。
我马上就出发了。”“我不知道怎么联系您。”他的眼睛一片茫然，却不停地朝屋里四下张望。“是个疯子干的，”他说，“一定是个疯子。”“您要点咖啡吗？”我劝道。“我什么也不想要。我现在很好，您是——”“卡拉韦。
”“哦，我现在很好。他们把吉米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是这样的。”我不自在地说。他笨手笨脚地拉着绣花床罩，想把它从床上拽下来，接着直挺挺地躺下去——很快就睡着了。那天晚上，一个明显担惊受怕的人打来电话，一定要先知道我是谁才肯说出他的名字。
“我是卡拉韦。”我说。“哦！”他听上去松了一口气，“我是克里普斯普林格。”我也松了一口气，因为盖茨比的葬礼上似乎可以多一位朋友了。我不愿意登报，引来一大群看热闹的观众，所以就自己打电话通知了几个人。他们可真是难找。
“葬礼明天举行，”我说，“三点，在他家这边。我希望你转告有意参加的人。”“哦，我会的，”他慌忙说道，“其实，我不太可能见到什么人，但如果见到的话我会转告。”他的语气让我有点怀疑。“你自己肯定是要来的。
”“嗯，我一定想办法去。我打电话是——”“等等，”我打断他，“先说好，你一定会来，怎么样？”“呃，事实上——是这样的，我现在在格林威治的一个朋友家里，他们想让我明天一起出去玩，去野炊或者什么的。当然，我一定会想办法走开。
”我忍不住发出一声“哼”，他一定也听见了，因为他紧张地继续说道：“我打电话来是因为我把一双鞋落在那儿了。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让管家给我寄来。你知道，那是双网球鞋，我离了它简直没办法。我的地址是B.F.——”我没听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从那之后，我为盖茨比感到羞愧——还有一个人我打电话去找他，他竟暗示盖茨比是死有应得。不过，这是我的错，因为他当初就是那种喝了盖茨比的酒就大骂盖茨比的人，我本不应该打电话给他。葬礼的那天早上，我到纽约去找迈耶·沃尔夫山姆，似乎没有别的办法能找到他。
我在一名电梯工的指点下，推开了一扇写着“万字控股公司”的门，一开始里面好像没有人。但是我高喊了几声“喂”没人答应之后，一扇隔板后面突然传来一阵争论声，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出现在里屋的门口，用带有敌意的黑眼睛打量我。
“没人在，”她说，“沃尔夫山姆先生去芝加哥了。”前一句话显然是撒谎，因为有人开始在里面哼起不成调的《玫瑰经》。“请告诉他卡拉韦先生想见他。”“我不可能把他从芝加哥叫回来，对吧？”正在这时一个声音，毫无疑问是沃尔夫山姆的声音，从门那边喊道：“斯特拉！
”“你把名字留在桌上，”她很快说道，“等他回来我告诉他。”“但我知道他在里面。”她向我面前迈了一步，两只手气冲冲地在臀部上下搓动。“你们这些年轻人，以为随时可以闯进来，”她厉声说道，“我们都烦透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在芝加哥。
”我提到了盖茨比的名字。“哦……啊！”她又打量了我一番，“请稍等——你叫什么名字来着？”她转身不见了。过了一会儿，迈耶·沃尔夫山姆一脸肃穆地站在门口，伸出了双手。他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用恭敬的语气说，这种时候我们大家都很难过，边说边递给我一支雪茄。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说，“他当时是刚离开军队的一名年轻的少校，衣服上挂满了在战场上赢得的勋章。他手头十分拮据，买不起便服，只好一直穿着军装。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他走进四十三号街瓦恩布雷纳开的台球厅找工作的那天。
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跟我一起吃午餐去吧。’我说。他半个小时就吃了四美元的东西。”“是你让他开始做生意的吗？”我问。“让他！我是造就了他。”“哦。”“我把他从一个穷小子栽培起来，从阴沟里捞出来。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有绅士派头的年轻人，当他告诉我他上过牛津，我就知道可以把他派上大用场。
我让他加入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后来他在那里身居高位。他一上来就跑到奥尔巴尼替我的一个客户办了件事。我们俩在所有事情上都是这么亲密，”他举起两根粗胖的手指，“形影不离。”我想知道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联赛那笔交易中他们是否也配合默契。
“现在他走了，”过了一会儿我说，“你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所以我知道今天下午的葬礼你会来参加的。”“我是想去。”“嗯，那就来吧。”他鼻孔里的毛微微颤动，他摇了摇头，眼里噙满泪水。“我不能去——我不能牵连进去。
”他说。“没什么牵连的，都已经结束了。”“凡是有人被杀害，我都不想有任何牵连。我不介入。我年轻的时候可不这样——如果一个朋友死了，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跟他们拼到底。你可能觉得这是感情用事，但我是认真的——奉陪到底。
”我看出来，他决意不去自有原因，于是我站起身。“你上过大学吗？”他突然问。有一会儿工夫，我还以为他要跟我拉“关系”，但是他只点了点头，跟我握了握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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