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炮弹在我们的阵地上爆炸，我们也同样向他们倾泻着。重机枪，仅有的一门迫击炮，调到了最大射程、已经不管有没有准头的掷弹筒——把我们一切寒酸的弹药储备向他们扔了过去。克虏伯拉着他的战防炮在壕沟里寻找着新的阵位。
这回他不用一个人拉了，不辣和蛇屁股都一声不吭地在帮忙。迷龙打掉了几个捷克弹匣，轻机枪在这种距离上的盲射接近徒劳，他自己也知道，一骨碌起来便把重机枪手从枪位上扒拉开，顺手把捷克式往人家怀里一扔：“换着打！
”重机枪手着急地说：“你这破枪也打不着呀！啥也打不着呀！”但迷龙不管，他早已沉浸在重机枪震耳欲聋的轰鸣之中了。迸飞的弹壳后有一张仇恨的脸，而我们很久没能看见迷龙仇恨的脸了。那天我们和日军打了自上祭旗坡以来最激烈的一仗，激烈到完全不顾我团寒碜的弹药储备，声势之大搞到虞啸卿亲命发来了补充弹药的卡车。
这一切是为了一个活着不多、死了不少的破老头子，他一生中没能帮过任何一个人，尽管他不自量力地想帮每一个人。他从不恶毒——中国人习惯为死人说好话，这是我能为他想到的最好一句话。弹道在头上飞逸，是我们打向日本人的，也是日本人打向我们的。
我伸出一只手，让它们看上去就好像在我的手心里穿行。我和迷龙无能为力地坐在这里，我们也许愿意把自己当作炮弹扔到对面的南天门上去炸了，但我们只能坐在这里。“……他就是只报丧的老乌鸦，又像个做法事的。”我说，“谁都救不活，就能给死人做做饭，顺便当仵作。
伤员一看他过来就吐口水扔石头，说：滚蛋，离我远点儿……”迷龙发着呆：“……谁呀？谁呀？”“不过，到死的时候，你总能找到他的手可以握。”迷龙让我闭嘴，我不闭嘴，还接着说：“好了。现在咱们死的时候没手可以握了。
”迷龙吹牛：“握我的。”我说：“拿来。”迷龙把手伸给了我，我握着。他撑了五秒钟，然后甩开了，宣布：“我鸡皮疙瘩都掉了。”我笑得比哭还难看：“所以你瞧，不是谁都能做得来的。你要死了，他把手伸给你。他很歉疚，因为你要死了，他还活着——别人不会这么想。
你我都不这么想。”迷龙呻吟：“闭嘴呀，闭嘴。”我闭嘴了，听着来自战防炮炮位上的炮声。我们不仅失去了一只在死时可以握住的手，还丧失了我们中间唯一的老人。我们只剩下二三十岁人的冲动和疯狂，因为我们丧失了一个五十七岁人的沉稳和经验。
我们失去了软弱，可并没变得坚强，我们发疯似的想念兽医式的软弱。我的团长帮着克虏伯亲手打了几十发炮弹，终于掀翻了那门九二步炮。黎明时日军终于偃旗息鼓，我和迷龙冒死下到了峭壁之底。我们从没试过用这样大的阵仗去抢回一具尸体，但我们无法想象损失这具尸体。
我和迷龙用绳子从峭壁上缒下，幽深的凉气从我们刚踏足的江岸滩涂侵了上来。我们在石砾和淙淙的流水之间寻找，枪声还在我们头上的山谷间零星地响着。后来我找到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向那个俯卧在石砾上的老人。我抓住了他一只软塌塌的手，不敢把他翻过来，怕一旦看到他的脸我就会坍塌。
迷龙看来和我有同样的想法，他跪在郝兽医的脚边，手足无措地触摸着那具身体，喃喃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用绳子穿绕好郝老头儿的肋背，然后对着峭壁之上放了三枪。上边的人开始拉拽。我们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脚面，不想看着一个已死的人软绵绵地立直，然后升起。
但是老头儿的脚面蹭到了迷龙的脸，于是迷龙忍不住抬头看着。后来他拉了我一把，我摇头；他捅我——要我一起看，我也仰了头看着。兽医被绳子勒得张开了双臂，像个被折去翅膀的老天使。他逆着日光，和初升的太阳一起照射着仰望的我和迷龙。
我们呆呆地看着郝兽医冉冉升起，和太阳成为一体。他像在飞翔，用郝兽医式的缓慢速度升入天际。“——升天啦！”迷龙叫道，他看着那个摇曳的身影跪了下来，然后哭了。我又好气又好笑又想哭，对着迷龙的屁股猛踢了一脚。
然后我看着郝兽医，郝兽医低垂着头，在进入天堂之前悲伤而温和地看着我。我觉得三魂六魄一起飘逝，呆了。我看着老头儿一点点升入阳光，升入阴暗，如同到了我永远无法到达的纯真之地——谁说他不是升天了呢？我又踢了迷龙一脚，迷龙的呜咽变成了号啕。
我也哭了。我翻腾着这小洞里曾属于郝兽医的那个角落。每一件零碎都要让我犯一会儿愣：针线、破布头子、线团、瓶瓶罐罐、旧报纸、烟盒、一块快沤烂了的糖果、哈喇了的油，诸如此类匪夷所思的东西。我像是撞进了一个捡破烂为生的人的家中，但每当我想明白这件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用途时，便要再忍一会儿眼泪。
每当我看见我觉得老头儿会想带走的东西，便把它挑拣出来。在郝兽医的破烂中有一封信，这封信算是较新的，我很轻易就从那些破纸头中间把它挑拣了出来。这信来自兽医之子的同僚，几月前他们所在部队公然投敌，兽医之子不从，被阵前枪决。
死则死矣，连小胜都没得半个。我坐了下来，不辣从我身边经过，问：“烦啦，老头子有么子东西要带走的？”我忙把那信塞在我翻出来的几张旧照片下：一个孩子的照片，这个孩子长大了的军装照片，郝兽医亡妻的照片，郝兽医壮年时的照片，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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