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的沉默不语的状态了。孩子们再也没有听到他弹起吉他唱起歌。随后的那年夏天，1964年，披头士乐队走红美国的那年，赫克托去世了，当时人气正旺的查尔斯·雅各布斯主持了他的葬礼。
在“大男孩”亚瑟·克鲁杜的《妈妈不让我》缩略版演出后第二天，罗尼·帕克特在后院酒桶里找到了那把吉他，是他愤怒的母亲给撂在那儿的。罗尼把吉他带到了学校，兼任中学音乐教师的英语教师卡尔霍恩夫人，教会了他如何换弦，如何哼唱熄灯号的前三个音来调音。她还给了罗尼一本《唱出来！》，这本民谣杂志有《芭芭拉·艾伦》这类曲子的歌词和和弦编配。
接下来的两年里（除了“命运的滑雪杖”使得阿康变哑的那段停滞期），这两个男孩儿学了一首又一首的民谣，一把旧吉他两人换着弹，学着蓝调歌手利德贝利在狱中岁月里弹的那些基础和弦。他们俩弹得都很水，不过阿康的嗓子还不赖，尽管他这种甜甜的嗓音用来唱他所钟爱的蓝调还是略显稚嫩。他们还顶着“阿康和阿罗”的名号在公共场合演出过几次。（谁的名字排前面是他俩掷骰子决定的。）
阿康最后终于有了自己的吉他，一把刷桃木漆色的吉布森牌民谣吉他。它比剃头师傅赫克托的银通吉他好太多了，他们就是拿着这把吉他在尤里卡田庄的“才艺之夜”里唱《第七子》与《甜蜜国度》的。爸妈很支持，罗尼的家人也很捧场，不过计算机领域里的“完整输入完整输出”法则对吉他同样适用：是什么料子出什么货。
“阿康和阿罗”民谣二人组试图在当地混出名气，我对此毫不在意，阿康对他的吉布森吉他的兴趣开始减退时，我同样没有留意。自从雅各布斯牧师开着他新买的旧车离开哈洛之后，我感觉生命中出现了一个窟窿。我失去了上帝和我唯一一个成年朋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感到悲伤和暗暗恐惧。母亲总是在给我加油打气，克莱尔也是，甚至连父亲都来帮了一把。我也努力让自己快乐起来，最终，我成功了，不过1965年让路给1966年，1966年又换成了1967年，楼上不再传来唱得走样的《不要三思》，这一切我都没有注意。
那时候阿康全副身心都投入高中的体育竞技中（他在这方面比他弹吉他要好上千倍万倍），至于我的心思呢……镇上搬来一个新女生，名叫阿斯特丽德·索德伯格。她有着如丝般顺滑的金色头发，矢车菊般的蓝眼睛，还有毛衣下稍稍的隆起，日后会发育成丰满的酥胸。我们一起上学的头几年，我觉得她压根儿不会想起我——除非是想抄我作业的时候。而我则时时想着她。我觉得她要是答应让我轻抚她的秀发的话，我可能会立即心脏病发作。有一次我从参考书架上取下《韦氏词典》，拿回自己的桌前，在“亲吻”这个单词下工工整整地写下“阿斯特丽德”几个字，覆盖掉原本的释义，我当时心跳好快，皮肤就像被针刺一样。“心醉”这个词用来描述这种爱慕真是贴切，因为我当时就能感受到。
我从未想过会拿起阿康的那把吉布森吉他；如果想听歌，我会直接开收音机。但是天赋就是这么一种诡异的东西，一旦时机成熟，天赋就会不动声色但肯定执着地发挥出来。就像某些让人上瘾的毒品，刚接触时仿佛好友，久了才知是个暴君。这是我13岁那年自己发现的。
先是这事儿，再是那事儿，又引出别的事儿。
我的音乐天赋远谈不上高，但还是能超过阿康或家里随便一个人很多的。我在1969年秋天一个无所事事的星期六有了这个发现。那天阴云密布，家里其他人——就连从大学回家过周末的克莱尔——都去盖茨瀑布看橄榄球赛了。那时阿康在上大三，还是盖茨瀑布鳄鱼队的一名后卫。我留在家里没去，因为肚子疼，不过倒没有我表现出来的那么厉害；我只是对橄榄球不感冒，而且外面的天气也是山雨欲来。
我看了会儿电视，不过两个频道都在转播橄榄球，剩下那个在转播高尔夫球——还不如橄榄球呢。克莱尔原先的卧室眼下变成阿康的了，不过她的一些平装书还堆在柜子里，我想着找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来看。克莱尔说她的书很好读，而且追随马普尔小姐及赫尔克里·波洛一同探案很是有趣。我走进房间，看见角落里阿康那把吉布森吉他，周围是散了一地的《唱出来！》旧杂志。我看着这把靠在一边被人遗忘已久的吉他，突发奇想，没准儿我能用它弹奏一曲《樱桃，樱桃》。
我于那一刻的印象就如同对初吻一样记忆犹新，那时的想法如此陌生，与我走进阿康房间的初衷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我敢对着一堆《圣经》发誓：那简直不像是一种想法，而是一种召唤。
我提着吉他，在阿康的床上坐下。我没有一来就碰吉他弦，而是多回想了一下那首歌。我知道用阿康的民谣吉他来弹会很好听，因为《樱桃，樱桃》就是根据民谣乐句来编排的（我当时还不懂这术语）。我只是在脑子里回想那段音乐，惊讶于自己不光能听出，还能看出和弦的变化。这些和弦我全懂，只是不知道它们藏在吉他指板的什么位置。
我随便抓了一本《唱出来！》，想要找一首蓝调，随便一首都行。我找到了一首叫《把你的钱变绿》的曲子，看看怎么按E和弦（剃头师傅赫克托告诉阿康和罗尼——这些破玩意儿都是E打头的），然后开始在吉他上弹奏。声音有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