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儿闷，但很正。吉布森吉他是把好乐器，尽管闲置已久，还是没有跑调。我用左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更使劲地按弦。手指生疼，却全然不顾。因为E和弦是对的，E和弦太美了，和我心里想的分毫不差。
阿康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学会《日出之屋》，他从D和弦换到F和弦还是没法儿一步到位。我只花10分钟就学会了一首三和弦的乐句《樱桃，樱桃》——E和弦转A转D再转回A。然后我发现同样的三个和弦可以用来弹骑士之影乐队的《格洛丽亚》和金斯曼乐队的《路易，路易》。我一直弹到手指尖疼痛难忍，左手几乎无法伸直为止。我最终停下来，不是我想停，而是我不得不停下来。我迫不及待地想再来一次。我才不管什么新黑人卖唱剧团、伊恩与西尔维娅组合，或其他什么狗屁民谣歌手，我可以弹《樱桃，樱桃》弹上一整天：它有种能打动我的东西。
如果我能弹得够好的话，我心想，没准儿阿斯特丽德·索德伯格会对我另眼相看，不再只把我当成用来抄作业的家伙。不过那都只在其次，主要是弹奏能填补我内心的空白。它本身有自己的意义，一种情感上的真理。弹吉他让我重新找到做人的感觉。
三周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阿康打完橄榄球后提前回家，而没有留下跟球迷一起赛后野餐。我正在楼梯平台上试着弹《野东西》。我以为他会疯狂地把吉他从我怀里夺去，或许还责备我亵渎了他的吉他——用他拿来弹奏《答案在风中飘荡》这种激进歌曲的乐器来弹奏特罗格斯乐队的三和弦傻歌。
不过那天阿康拿了三个“触地得分”，还创下了场地跑的学校纪录。鳄鱼队将参加下一阶段C级的季后赛。他只是说了句：“这是广播里放过的有史以来最蠢的歌。”
“不，”我说，“我认为这项‘最蠢殊荣’应该颁给《冲浪鸟》。那首我也会弹，你要不要听一听。”
“我的上帝，还是免了吧。”他敢这么渎神是因为妈妈在花园里，爸爸和特里在车库里修“公路火箭III号”，而我们笃信基督的大哥已经不住在家里了。跟克莱尔一样，安迪也上了缅因大学（他说里面尽是些无所事事的嬉皮士）。
“不过阿康，你不介意我弹你的吉他吧？”
“你只管随便弹。”他说完就从我身边的楼梯上过去了。他一侧脸颊上有明显的擦伤，浑身是打球之后的汗臭。“不过你要是搞坏了，可是要赔的。”
“我不会把它弄坏的。”
我确实没弄坏，只是弄断了好多根弦。摇滚比民谣更伤琴弦。
1970年，我开始在盖茨瀑布的安德罗斯科金河对面上高中。阿康已然是高年级生，由于他的体育才能和榜上有名的成绩，他成了位不折不扣的大人物，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了。那样也好，无所谓。不幸的是，阿斯特丽德·索德伯格虽然在大教室里就坐我后面一排，而且上一年级英语课时挨着我坐，但她对我也不闻不问。她梳着马尾辫，短裙裙裾比膝盖高出至少两英寸。每次她跷二郎腿的时候，我都要窒息了。我比任何时候都更迷恋她，不过她和朋友们坐在体育馆的看台上吃午饭的时候，我偷听了她们的对话，知道她们只看得上高年级男生。我只是她们崭新而美妙的中学校园生活诗篇中的一个临时演员。
不过倒是有别人在注意我——一个身材瘦长、长发飘逸的学长，看上去像个安迪所谓的无所事事的嬉皮士。有一天我在体育馆里吃午饭的时候，他把我找了出来，阿斯特丽德和她那群爱笑的死党就在比我低两个露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