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过我也习惯了，毕竟我是跟着诺姆·欧文开始搞摇滚的。
“我在考虑给乐队改名为‘暖气片’，”杰伊说道，“你怎么看？”
“只要我在一周里有时间学习，只要你分钱讲公平，你要取名叫‘地狱屁眼’我都无所谓。”
“好名字，跟‘道格与傻蛋’乐队有的拼，不过恐怕就没法儿在高中舞会上表演了。”他把手递过来，我轻轻扣住，彼此死鱼般地握了握手，“欢迎来到我们的乐队，杰米。每周三晚排练，不见不散。”
坏事儿我干过不少，但放鸽子不是我的风格。我到场了。几乎20年，在12个乐队和上百座城市里，我都如约到场。节奏吉他手总能找到工作，哪怕嗑了药人站不起来都行。归根结底两件事：人要到场，会弹E和弦大横按。
开始出问题是因为我人不到场了。
V 似水流年/闪电画像/毒瘾问题
从缅因大学毕业（平均学分绩点2.9，差一点儿就上院长荣誉榜了）那年，我22岁。再次遇到查尔斯·雅各布斯的时候，我36岁。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可能是因为我上次见他的时候，他因为悲伤而形容枯槁。到了1992年，我的外表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我一直是个影迷。20世纪80年代，我看了很多电影，大多是自己一个人看的。我有时会看着看着睡着（比如《希瑟姐妹》就是一部催眠烂片），但我就算嗑药后精神恍惚，也大多能把片子看完，听着噪音看着红红绿绿的画面，还有那些美得不可思议的暴露女郎。书是好东西，我也没少看；要是雷雨天困在汽车旅馆里，看看电视也行，但是对于杰米·莫顿来说，没什么比得过大屏幕上放的电影。就我一个，加上爆米花，还有我的超大号可乐。当然少不了我的海洛因。我一般会从小卖部多拿一根吸管，咬成一半儿，然后用吸管从手背上吸粉。我一直到1990年还是1991年都没上针头，但最终还是到了那个地步。大多数瘾君子都这样，这个你可以信我。
我觉得电影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时间的流畅过渡。主角一开始就是个愣头青，没有朋友，身无分文，爸妈也不怎么样，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巅峰时期的布拉德·皮特。唯一将那呆瓜跟男神分开的就是一个过场字幕，上面写着：14年后。
“希望时间加快的想法是邪恶的。”母亲曾经教育我们家孩子——通常是我们在2月里渴望暑假，或者是天天盼万圣节的时候——很可能她是对的，但我就是忍不住觉得，对于一个过得不好的人来说，时间跳过一截未尝不是好事，而且在1980年里根上台到1992年塔尔萨州博览会之间的那段岁月里，我过得非常糟糕。只有意识中断，却没有过场字幕。那些年，日子得一天一天过，当我没法儿嗑药上脑的时候，有些日子仿佛有100个小时那么长。
淡入画面是这样的：“坎伯兰乐队”变成了“暖气片乐队”，“暖气片乐队”又变成了“伊声调乐队”。我们作为大学乐队的最后一次演出是1978年在纪念体育馆盛大而热闹的毕业舞会。我们从8点演到半夜2点。过后不久，杰伊·佩德森招了个当地的当红女乐手，她的中音和次中音萨克斯管无人能敌。她的名字叫罗宾·斯托尔斯。她跟我们乐队一拍即合，到了8月，“伊声调”就成了“罗宾与杰伊”。我们成了缅因州首选派对乐队之一。演出机会一大把，日子过得很美。
现在跟你讲讲好日子是怎么到头的。
14年后，杰米·莫顿在塔尔萨醒来。不是一家好宾馆，连一个马马虎虎的连锁汽车旅馆都算不上，就是个蟑螂窝，叫“展会旅舍”。这就是凯利·范·多恩所谓的厉行节俭。上午11点，床是湿的。我并不惊讶。在海洛因的作用下连睡19个小时，尿床是在所难免的。我估计即使人在药物深睡中死去，还是会尿床的，不过好处是不用穿着尿湿的内裤醒来。
我像僵尸似的走向卫生间，一直吸鼻子，眼里流着眼泪，边走边脱掉内裤。我首先去找我的剃须工具包，但不是为了刮掉胡楂儿。我的针具都还在工具包里，还有一个用胶带封好、装了几克白面的三明治袋子。没有人会闯进房里偷这么点儿微不足道的粉，然而对瘾君子来说，看到粉在才心安。
查完了粉，我去解决了大肠的需要，排掉自夜间事故后膀胱蓄下的水。我站在那儿的时候，才意识到把一件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当时我正跟一个乡村流行乐队合作，前一天晚上接到安排，要在塔尔萨州际博览会的俄克拉何马大舞台上为索耶·布朗做开幕演出。那是一个绝佳的演出机会，尤其对于还没在纳什维尔走红的白色闪电乐队来说。
“5点钟调音，”凯利·范·多恩跟我说，“你会准时出现，没错吧？”
“当然，”我说，“你用不着担心我。”
糟糕。
走出洗手间，我看到门缝下面有张对折的字条。信中内容我都基本猜到了，但我还是捡起来看了看，确定一下。字条很短，语气生硬。
我打电话给联合高中的音乐系，刚巧遇上一个能弹节奏懂得滑奏吉他的娃，能帮我们过这关。他很乐意代你赚这600美元。你收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已在前往怀尔伍德格林的途中了。别想来追我们，你已经被开除了。非常抱歉，但我真受够了。
凯利
附言：我猜说了你也不会听，杰米，你如果不收敛一点儿，一年后你会蹲监狱的，那都算是你运气好了。运气不好，死掉也不是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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