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雅各布斯。查尔斯·丹尼尔·雅各布斯。”
他掏出那小瓶海洛因递给我。我看了看，还了回去。“我现在不用。你刚才给过我了。”
“是吗？”他给我看他的手表。我们是上午10点钟左右到的，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一刻了。
“这不可能。”
他看起来饶有兴致。“为什么？”
“因为没过这么久。除非……除非真过了这么久。真的吗？”
“是啊。我们聊了好久。”
“我们谈的什么？”
“你的父亲，你的几个哥哥，你母亲是怎么去世的，还有克莱尔是怎么去世的。”
“我说克莱尔是怎么去世的？”
“她嫁给了一个虐待她的男人，而她沉默了三年，因为羞于启齿。最后她终于向你哥哥安迪吐露实情，后来——”
“他的名字叫保罗·欧弗顿，”我说道，“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所很洋气的预科学校教英语。安迪开车过去，在停车场等着欧弗顿，他一出来就被安迪打得满地找牙。我们都爱克莱尔——人人都爱她，我想即使是保罗·欧弗顿也在以他的方式爱着她——但她和安迪是家里最大的两个孩子，也走得最近。我是这么跟你说的吗？”
“几乎一字不差。安迪说：‘如果你再敢碰她，我就宰了你。’”“告诉我，我还说了什么。”
“你说克莱尔搬了出去，跟法院申请了保护令，并起诉离婚。她搬到了北康韦，找到另一份教职。六个月后，离婚判决终于下来了，欧弗顿开车找到她。她当时放学后在教室里改卷子，他开枪射杀了她，然后自杀了。”
是的，克莱尔死了。她的葬礼是我那吵吵闹闹、开开心心的一大家子最后一次聚头。那是10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葬礼结束之后，我开车去了佛罗里达，因为我从没去过那里。一个月后，我在杰克逊维尔加入了帕齐·克莱因的口红乐队。天然气价格很高，气候跟往常一样温和，我卖了我的车，换了一辆川崎摩托。事后才知道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房间一角有台小冰箱。他打开冰箱，给我拿来一瓶苹果汁。我连喝了五口全部喝光。
“看你站不站得起来。”
我从椅子上起身，摇摇晃晃。雅各布斯抓住我的胳膊，把我稳住。
“目前为止，一切都好。现在走到房间另一头。”
我照做了，起初颠三倒四像酒醉一样，往回走的时候就好了。稳稳当当。
“很好，”他说，“完全没有瘸腿的迹象。我们回游乐场吧。你需要休息一下。”
“真的出事儿了，”我说道，“到底怎么了？”
“我猜只是脑电波的轻微调整而已。”
“你猜？”
“是的。”
“也就是说你不能肯定？”
他考虑了一下，仿佛考虑了很久很久，虽然实际上可能只有几秒钟而已；我的时间感过了一周才恢复。最后他说：“有几本重要的书很难找齐，导致我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意味着有时候要冒点儿风险，但只是可接受范围内的风险。你现在好好的，不是吗？”
我想说为时尚早，但没说出来。毕竟木已成舟。
“来吧，杰米。我还得工作整晚呢，我可得歇歇了。”
我们回到他的房车时，我试图去开门，却把手直直伸到了空中。肘关节卡住了，好像关节铸了铁。有那么可怕的一瞬间，我以为我的手再也放不下来了，我将以“老师，老师，让我来答”的姿势度过余生。接着又松开了。我放下胳膊，打开门，走了进去。
“会过去的。”他说。
“你怎么知道？你连自己做了什么都不完全清楚。”
“因为我之前见过。”
当他把车停在游乐场原来的位置后，又给我看了眼那小瓶海洛因。“想要的话你就拿去。”
但我没拿。我感觉自己像是个刚狼吞虎咽吃完感恩节九道大餐的人，而此刻正看着一只大香蕉船。明知道那甜甜的美食很不错，也知道在某些情况下自己会贪婪地大口吃掉，但不是在刚吃完大餐之后。一顿饕餮大餐之后，香蕉船不再是令人渴望的东西，就只是东西而已。
“待会儿再说吧。”我说道，然而所谓的“待会儿”却一直没来。如今，这个上了年纪、有点儿关节炎的人在书写着自己的过去，我更清楚这一刻不会来了。他治好了我，但用的是一种危险的疗法，而且他自己知道。当人们说“可接受的风险”时，总有一个问题要搞清楚，那就是所谓的“可接受”是对谁而言的。查理·雅各布斯是个“好撒玛利亚人”。他也是一个半疯的科学家，那天在被遗弃的汽车维修店里，我充当了他最新的一只小白鼠。他如果失手，我可能就没命了，有那么几次——其实很多次——我真希望死了算了。
下午余下的时间我都在睡觉。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恢复到一个早期版本的杰米·莫顿，头脑清醒，活力十足。我把腿放在床边，看着雅各布斯穿上演出服装。“给我讲讲吧。”我说。
“如果你问的是关于我们在塔尔萨西部的那场小冒险，我宁愿不去谈它。我们何不观望一下，看看你能保持现状，还是会故态复萌……这该死的领带，我从来打不对，而那个布里斯科就是个废物。”
布里斯科是他的助手，这个家伙负责在关键时刻扮鬼脸吸引观众分神。
“别动，”我说，“你越弄越糟，我来吧。”
我站在他身后，手从他肩上伸过去，给他打好了领带。我的手不哆嗦了，打领带很轻巧。走路也一样，脑电波冲击消退后，脚底也稳了。
“你在哪里学来的？”
“事故之后，等我身体恢复，可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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