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哟！”我说道。
“我因他的祸而得福了，”诺姆·欧文说，“我们本来打算搞三重奏，这个你懂的，简直弱爆了。原‘镀玫瑰’四名成员有了三个，还算不错，想想我们的最后一场演出，那都不止是35年前的事儿了。来吧，再聚首之旅。”
“诺姆，我没有吉他。”
“卡车里有三把，”他说，“挑一把你喜欢的。记住，我们还是以《加油斯卢普》开场。”
我们大步上台，台下酒精过后的观众掌声异常热烈。肯尼·劳克林，依然很消瘦，脸上还长了几颗碍眼的痣，调好了贝斯的背带后跟我击拳示意。我不紧张，我拿着吉他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时可是紧张坏了，但我感到我像是在做一场无比真实的梦。
诺姆单手调试了一下麦克风，就像他以前一样，然后跟场下急于互动的观众致开场辞：“伙计们，架子鼓上写的是‘罗克堡全明星’，不过今晚我们有一位特邀嘉宾作为节奏吉他手，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是‘镀玫瑰’。来吧，杰米！”
我想起在安全出口下亲吻阿斯特丽德，想起了诺姆生锈的迷你巴士，想起他父亲西塞罗，坐在他那辆老拖车弹簧坏掉的沙发座上，用“锯齿形”（Zig-Zag）烟纸卷大麻烟，跟我说要是想路考一次就拿到驾照，最好先把头发给剃了。我想起了在奥本的罗洛多姆的青少年舞会上演出，想起爱德华·里特尔高中、里斯本高中、刘易斯顿高中和圣多姆学校之间爆发的不可避免的斗殴，而我们却一直没中断演出，只是把音量调大而已。我想起在我意识到自己是锅中之蛙前，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喊道：“一……二……三……走你！”
我们走起了。
E调。
所有破玩意儿都是E打头的。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能一直演奏到1点宵禁，但是现在不是70年代了，11点的时候我们就满身大汗，筋疲力尽了。倒也没关系；依特里的要求，啤酒和葡萄酒在10点的时候就已经撤下了，没有烈酒助兴，人们也陆续离开了。没走的人大多数回到座位上，乐意继续听歌，但却没力气跳舞了。
“你比以前强多啦，新来的！”我们收乐器的时候，诺姆说道。
“你也是啊。”这跟“你看起来真不错”的谎言如出一辙。14岁的时候，我不敢相信有朝一日我这一手摇滚吉他能弹得比诺姆·欧文还要棒，然而这一天真的来了。他朝我微笑，寓意一切尽在不言中。肯尼也过来了，我们三个“镀玫瑰”的老成员依偎相拥，这是我们在高中时所谓“基佬才会做的事”。
特里和他的大儿子小特里也加入了我们。我哥看起来很疲惫，但是同时又特别高兴。“听我说，阿康和他朋友载了一帮开不了车的醉鬼回了罗克堡。我让小特里给你当副驾，你能用豪豹帝货车皮卡捎上几个哈洛人吗？”
我说乐意效劳，在和诺姆、肯尼最终告别（伴以乐手之间死鱼一样的诡异握手）后，我把那帮醉鬼弄上车，上路了。一开始我的侄子还给我指路，当然并没什么用，因为即使是在黑暗中我也认得路。等我把最后几个醉鬼从车上“卸”到斯塔克波尔路上后，他就没了声音。我侧过头去看，发现这孩子已经倚着车窗睡着了。到了卫理公会路上的家后，我叫醒了他。他亲吻了我的脸颊（我心里有多感动他绝对无法想象），然后摇摇晃晃进了房子，他可能会睡到周日中午才醒，就跟多数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我想着他会不会睡我原先的卧室，然后觉得应该不会；他估计是在房子扩建的那边。时间会改变一切，其实这也无妨。
我把豪豹帝货车的车钥匙挂在大厅的挂物架上，朝我租的车走去，我看到谷仓里还亮着灯。我走过去，偷偷瞄了一眼，发现特里在里面。他已经脱下了聚会的衣服，换上了连体工作服。这是他的新宝贝，一辆20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的雪佛兰SS，在顶灯的光亮下像蓝宝石一样闪耀着光芒。他正在给它打蜡。
我进来的时候他抬了一下头：“这会儿还睡不着，太兴奋了。我再擦擦这宝贝，然后就去睡。”
我抚摸着车盖：“真漂亮。”
“现在是漂亮了，你没看见我当初从朴次茅斯拍卖会上把它捡回来时的样子。对当时很多竞拍者来说它就像是废物一样，但我觉得我可以让它重现光辉。”
“让它复活。”我说道。这话其实不是跟特里说的。
他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耸了耸肩：“你这么说也行。等我装一个新收音机进去，它就基本恢复原貌了。跟咱们的‘公路火箭’可不一样，是不？”
我哈哈大笑：“你还记得在赛道上翻车的第一代吗？”
特里翻了个白眼：“第一圈。该死的杜安·罗比肖。他的驾照是在百货公司里考的吗？”
“他还健在吗？”
“没，10年前挂了，至少10年了。脑癌，发现的时候，这可怜虫就已经没救了。”
“假设我是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我想起雅各布斯那天在铁扉公寓跟我说，“假如我说你死在手术台上的概率为25%，你还会不会做手术？”
“真命苦。”
他点了点头：“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怎么说的吗？啥叫命苦？人生如此。啥是人生？一本杂志。多少钱一本？50美分。我只有10美分。算你命苦。啥叫命苦？人生如此。如此循环往复。”
“我记得，那时我们还当这是个笑话。”我犹豫了一下，“特里，你还老想起克莱尔吗？”
他把抹布扔到一个桶里然后去水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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