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后六个月，沥川的健康状况渐趋稳定，开始恢复工作。们仍然住在昆明，沥川每周会有两天飞往北京打理cgp的业务。但他的大多数设计稿是在昆明的家中完成的。我所属的翻译公司业务也很繁忙，笔译减少了，口译的任务却加重了，我亦频频出差。
结婚后，同事们都以为我会放弃工作做个全职太太，我一向做不惯闲人，沥川亦表示尊重我的选择。 那年七月，沥川应邀去意大利西西里岛参加一个建筑界的年会。在此之前他先赶往瑞士完成了一个商业中心的设计案。
我则因为公司接了一个政府旅游团无法抽身，我们于是整整相别了两个月。旅游团的任务刚一结束，我便请了两个月的长假回瑞士。彼时沥川已交完图纸在西西里开会，他吩咐司机费恩来机场接我，让我在家中等待四天，他开完会立即飞回来相聚。
其实他很想偷溜，可是他的报告偏偏安排在最后一天，而且几位难得一见的合作伙伴听说他“出山”了，纷纷请他吃饭，他实在无法抽身。 苏黎世机场没什么大的变化。 飞机准点到达。为了避免等行李，我只带了一个最小尺寸的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电脑、未完成的译稿和几本刚刚上市用来打发时间的小说。
家里什么都有，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拿。 过关顺利，我在出口处黑压压的人群中寻找费恩，没看见他。眼前站着清一色的瑞士人，我有点记不得费恩的长相。 蓦然间，我却发现了一张中国人的脸。 那眸子本来是漠然的，一见到我，笑意便如一杯水满满地漾了出来。
居然是沥川！ 我惊讶地飞奔过去，扑到他身上。 他将我用力一搂，在我额上重重地吻了一下，上上下下地打量：“是什么旅游团啊？晒得这么黑？” “不能用黑这个词，得用麦色。” “好吧，晒得这么麦。
” “‘麦’不能做形容词——”我打趣。 他穿着一套纯黑色的西装，系着一条细细的银灰色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不是说抽不了身吗，他居然早我一天赶回苏黎世。 “会开完了？”我问。 “没呢，我溜出来接你。
跟我去西西里好不好？”他拉住我的手，“宾馆楼下有很大的游戏机室，你可以天天打游戏。得空我带你去看火山——活火山，还冒着烟呢。” 他像个小孩子那样央求我，我看着他连连苦笑。 沥川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狂，一旦接了活就开始日夜颠倒、饮食混乱，忙起来的时候只记得不停地吃一种东西：吞拿鱼三明治。
有我监督的时候他的作息还算正常，我会劝他不要太熬夜。这两个月我不在身边，他果然瘦了一圈。 沥川知道我不喜欢陌生的环境，尤其是会议、晚宴这类正式的社交场合。我对他在欧洲的工作一无所知，只看过一些他设计的建筑图片。
cgp的总部就在苏黎世，结婚后沥川一直没上班，我只陪他参加过一次公司的年终晚宴。许多人操着流利的英文和我聊天，我像只尾巴那样紧紧地跟着沥川，应酬几句便疲于应付，沥川常常主动将话题接过去。 我叹了一口气：“不用特意来接我，给我买张票我转个机不就成了？
你什么时候到的？” “比你早到三十分钟。”他微笑，“正赶上接你，早上的会我溜掉了。” 沥川的作风相当德国派，是个非常有计划的人。大病一场之后变得容易改主意了，偶尔会心血来潮地做一些没头脑的事儿。他这一趟一定赶得很急，差不多是争分夺秒的。
我脑子一闷，想起以前他说过自己过海关的一些事儿。残疾人安检特别麻烦，特别是911以后的美国。尽管携带了各种证件沥川仍被要求和所有的男人一样，脱下鞋子检查。对高位截肢的人来说脱鞋是特别艰难的动作。脸皮薄的沥川每次讲到这里都要抱怨：“this is so earrassing！
（窘死我啦。）”穿义肢过金属探测器必然会响成一片，遇到格外多疑的安检员他还被请入单间tu0'y-i检查。经常旅行的沥川已习惯了这些程序，大多数机场人员亦相当和善，极个别人怀疑义肢里藏有炸弹或毒球。 车开得飞快，我问他：“你带网球干嘛？
” “不是说背痛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按摩吗？” “有这种说法吗？” “那堂课你没去。讲如何给孕妇按摩减轻疼痛的。” “就靠这三个小球？你也信？” “总之你肯定会痛，我就用这个给你按按。” 进了医院，产科医生曼菲尔先生已经到了，寒暄了几句，做了检查，说既然破了水就今天生吧，先打催产素。
那是位男医生，长得五大三粗，说话不紧不慢，看形象特像码头工人。 宫缩开始的时候，我痛得乱叫，坚持不打麻药。 “天啊，怎么能这么痛呢？”见我阵阵哀嚎，女护士看了我一眼，笑道：“才开一指就痛成这样，你还坚持不要麻醉。
”言下之意，自找苦吃。 “那就请麻醉师来吧。”沥川说，“请他立即来好吗？我觉得我太太快受不了了。” “不要啊……我再忍受一下……” 沥川不理我，对医生说：“请立即给她麻醉。” 他的声音很果断，几乎是在吼。
有针刺入我的脊背。痛感立即消失了，但仍然感觉得到一阵阵宫缩。 产房里只有一位女护士在教我如何用力，如何呼吸，不停地说“push， push， push， push...” 她的声音又尖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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