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们吐吐舌头，背起各自书包，攀着靠房的洋槐出溜下来——上学时间到了。 下午，没人的胡同里更加安静。热风拂过，树木花草都睡着了。墙垛上，一只狸猫蜷缩着打盹，享受着午后的慵懒。偶尔有一个骑着绿车子送信的邮递员，打破这里的宁静——“54号，挂号信！
”院门吱呀一响，一个男人睡眼惺忪地出来。下夜班的他显然没有睡足，打着哈欠接过信。邮递员叉腿支着车子，递过去圆珠笔让他签收。等到太阳偏西，工人新村才算迎来真正热闹时辰，下班的、放学的都回来了，街坊邻里们打着招呼，开门关门声此起彼伏。
随后是呱嗒嗒一片拉风箱做饭声响，家家户户烟囱里冒出炊烟。谁家的电匣子里传出样板戏，与碗筷声，饭桌上关于时政的话题和种种小道消息一起，渲染出黄昏的氛围。一群麻雀落叶一般飘下来，散在屋脊上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喧闹着。
不久便安静了，消失在层叠的红瓦间。老太太拐着小脚，把胡同里游荡的母鸡轰赶回家。喂完食，看它们进了窝，猫腰小心地插好鸡窝挡板，然后直起身子老眼昏花瞥一眼西边天空。 暮色降临了。 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唐城，居民生活和着城市的节拍，缓慢、刻板而又有规律。
唐城出煤炭，出钢铁和水泥。分属不同厂矿的居民，就像机器上一个个咬合紧密，独立运转的零部件。他们的住房、收入、劳保、医疗，甚至子女就业，都和单位和这座城市息息相关。对于他们来说，工人新村是繁衍生息的地方，也是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
老一辈的，慢慢老去，相继入土；孩子们一茬茬长大，上学、下乡、上班，像种子一样播散出去，逢年过节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回来。 胡同里的日子总是不紧不慢地流淌着…… 王树生是工人新村长大的第一代人。下乡返城上了班，也到了搞对象岁数。
他身坯和父亲一样高大，剑眉长眼，鼻梁笔挺。刘兰芝瞅着儿子，眉眼间都是笑，遇上街坊老姐妹，就让人家给儿子踅摸对象。可连着见了几个，树生都不满意，妈有些着急，问他挑肥拣瘦，到底想找个啥样的。儿子瓮声瓮气回答：“起码看着顺眼，唠着投缘吧。
介绍的这些个，老觉得生分，不知道说些啥。” 在终身大事上，他很有主见。 外屋床铺已容纳不下一米八的王树生，睡觉翻个身就吱嘎作响。这天他下班回来拆了床头木撑儿，又找来角铁，叮叮当当一通忙活，把床加长加固。
干完活，把木撑儿扔到院门口劈柴垛上。拍打两下身上土，迈腿刚要进院，看到林智燕从胡同那头走来，他站下了。 两人打小一块长大。还在啃手指头年龄，大人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结了娃娃亲，燕儿一直管他妈叫婆婆。上初中，明白啥意思后，脸一红，改叫大妈了。
他们这届毕业生正赶上“文革”，全部上山下乡。王树生还记得学校操场上那一幕：明晃晃太阳下，泡桐花浓烈的腥香熏得人头晕脑胀，大喇叭刚播完市革委会通知，几个女生就抹开了眼泪。作为班长，他带头表态：“脚踏时代风云，跟党扎根农村…
…立志务农，奋战农村六十年！”但和燕儿那双如烟似梦的杏仁眼对视片刻后，却涌上一种与豪迈激情不相称的怅然和伤感。 回到家，爸叫他到跟前。王天喜卷着旱烟，教导儿子：“去乡下，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社员手上多少老茧，你手上也要有多少老茧；社员身上流多少汗，你身上也要流多少汗。
哎，我的话你听见没有？” 树生走了神，他的心思全在燕儿身上。林叔林婶下放农村几年，她一个人拉扯着弟弟，多不容易。眼下，全家人刚团聚，她却要只身下乡。匆匆扒拉了两口饭，他出了家门。可在林家门口转悠半天，却没进去，他不知说些啥，怎么来安慰林智燕。
后来在农村，叼着麦秆躺在打麦场上，望着蓝天白云，王树生常常会想林智燕此时在干啥。乡下农活重，她娇小的身子受得了吗？风吹日晒，脸不会变成乡下姑娘一样的“红二团”吧？ 没想到，下乡几年的燕儿竟然没啥大变化。
穿件剪裁合体的花褂子，扎着两根短辫，跟从前一样朴素单纯。“嘿，林智燕，你也返城了？”他主动打着招呼。想和从前一样叫她燕儿，可话一出口，还是客客气气叫出了大名。 “嗯，我才回来，在医院当护士。你呢？” “钢厂炼钢，工人阶级！
”王树生随手掠了一下头发，轻描淡写地回答。其实他很自得，他们这班男生里面，除个别的保送上了大学，返城的几个谁有这么好运气能进大厂子。 他们漫无边际聊着，说起班上的同学还有乡下的一些事。天渐渐黑了下来，两人站得很近，就算混合着淡淡酒精味，王树生还是能感受到林智燕身上散发的成熟女性气息。
小时两人经常玩在一块，燕儿身上有股雪花膏味，打闹出汗后有股小马驹味，这他再熟悉不过了。现在这种陌生气息让他心醉神迷。春夜温馨而安静，植物在悄悄地抽芽长叶，王树生一下子心乱如麻。 几天后，搬运钢锭时王树生碰伤了脚。
工友送他去厂医院，他逼人家骑车子驮他去市里医院找姐姐。王玉洁在普外门诊值班，检查了一下伤口，安慰弟弟说没伤着骨头，回去养两天就好了。树生说：“姐，还是住院吧，天气有些热了，我怕感染。”“哟，刚上班就想小病大养，你不是这种人啊！
”王玉洁不解地看着弟弟。树生支支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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