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 上没有睡觉的地方怎么行呢？ 当然不行！ 那对她们也太不安全了啊！ 道德问题一摆平，富有同情心的中国男人便将她们一个个领走 了——他们是些娶不起老婆的光棍男人，不久前还是农民。 那一天是他们的幸运日。
吃的、穿的、女人，他们在同一天里捡到 的都是对他们无比重要的好“东西”。 日本女人被领走时皆情愿。对于她们,那委实是明智的选择。否则，流 浪于街头的她们，性命堪忧。谁能担保,受过日本人残害的某些中国人，绝 不至于将她们当成复仇对象呢？
就说那些日本人的军犬吧，一旦成了丧家犬，再凶也没用，被当街 围住活活打死的不少。侥幸逃脱的，几乎悉数被邻国的逃亡侨民牵回家 去了。狗通人性，还在于它们也识时务。它们被牵走时，像日本女人们 一样情愿。
狼狗是何等聪明的狗！它们似乎都明白，如果不乖乖地跟着 面相善良的人走，下场必定很惨。世上宁肯被饿死甚至活活打死也只认 一个主人绝不跟其他人走的狗是少数，那已不是狗，而是“犬圣” 了。 更有我们那敢想敢干的可敬可爱的同胞，全家总动员，索性搬入曾 经的日本铁路员工营房或军官宿舍去住了。
他们想，忍气吞声了那么多 年，小日本终于被赶跑了，沾沾“光复”的光，有什么不可以呢？不住 不知道，一住吓一跳一一哇呀，半米厚的墙！这从窗台的宽度就看得出 来。到了冬天，只要烧把火，屋里那该多暖和呢？某些光棍，虽然“捡到”了 日本女人，却仍无家可归，干脆也与日本女人双双住回去了。
这两类我 们的同胞，一经告别了泥草房，住入砖瓦房后，便都乐不思蜀，不再怀念 故乡，一心想要扎根于斯了。 好梦总是短的。 在好梦里实现的只不过是愿望，没甚好情节可言。 不久，一支苏联红军队伍光临那里，尽管他们表示了真挚且殷勤的 欢迎，还是被不客气地驱赶走了。
走得自是老大不高兴，但随行的中国 翻译奉劝他们要识大体，懂常识——军队怎么能与身份不明的闲杂人等 同檐而居呢？他们都是没有正式工作的人，等同闲杂之人。 他们也就只有从哪儿来的再回到哪儿去了。 苏联红军很快就与居住当地的本国逃亡者家庭发生了关系，大出中 国人意料的是发生了亲密关系。
中国人的想法是——彼们是红军，是革 命的队伍，而对方则不是地主便是富农，是革命的对象。有的在本国时 还可能是他们的敌人，是他们要实行专政的人，否则，干吗背井离乡逃 到中国来呢？那么，他们即使不在中国继续与对方开展阶级斗争，也断 不该高高兴兴地去往对方家里成为不请自到的座上客呀！
一到傍晚，彼 们的士兵便经常一帮一伙成群结队地去往本国的逃亡者家里，还专往那 些房子体面、花园颇大的人家去。在对方家里吃喝，在院子里燃篝火、 拉手风琴跳舞，每每热闹到后半夜。如果路上出现了摩托车、吉普车，证 明军官也前往了。
中国人的眼无法看到的实际情况又往往是，军官如若驾到，不但必 能享受好吃好喝好待遇，也往往留宿不归。有在上午割柴草的中国人，看 见过他们的军官与主人家的妇女站在门前台阶上拥抱亲吻依依不舍的情 形，于是在中国人之间传为笑谈。
也有相反的情形，他们的军营派出车 辆，挨家挨户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逃亡者家庭的妇女载回，在军营里吃 着喝着唱着跳着，寻欢作乐。 困惑至极的中国人议论：“他们的红军怎么一点儿革命立场都没有 啊？” 于是，便有同胞解惑：“这不是在咱们中国嘛！
凡事，国内国外总是 有别的，到哪时说哪时。眼下人家是老乡见老乡的关系，换了是我，也 愿意像他们那样，干吗不那样呢？” 据说他们的军官，并不可以动辄越过铁路，擅自出现在市中心。他 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铁路这边。
军纪就是军纪，在此点上他们都挺自律。 来年春天，那一支苏联红军队伍开拔了。许多他们国家的逃亡者家 庭的人去往驻地相送，男女老少皆有，有的分明举家出动了。当年轻的 中年的妇女哭哭啼啼地与官兵们拥抱、亲吻、含情脉脉地惜别时，看热 闹的中国妇女都转过了身，她们觉得众目睽睽之下太不成体统了。
紧接着来了不少抗联的同志。他们的服装极不统一，有穿苏军军装 的，有穿日军军装的，有穿长衫的，有穿西服的。虽然天已转暖了，仍有 穿皮袄棉鞋的。他们全面接管了那些营房，一部分住，一部分办公；还 有一部分，在他们的指导之下被改造成了医院，于是有抗联的或正规部 队的伤员入住。
他们普查人口，组织民工，维护治安，打击罪犯，逮捕特 务，访贫问苦。 民工或老百姓问他们：等他们也走了以后，自己人可不可以占据一 间营房？住进一间那样的房子，才算有了一个像样的家啊！ 他们肯定地回答：不可以。
那些营房宿舍将会充公，至于新政权怎 么进行分配，连他们也不晓得。 这让听的人很沮丧。他们安慰道：也别不开心嘛！革命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穷苦老百姓家家都住上好房子，孩子们都能上得起学，青年 们都能结得起婚，养家的人都能有份稳定的工作吗？
只要人人拥护革 命，那么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他们的话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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